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11月29日晚10时，三百来名戴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9期了。
在第9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9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9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创刊于延安，1947年3月27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1949年5月28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算起来，红卫兵们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头一回是27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
第二天，红卫兵们冲向市委——因为第9期《红卫战报》在这天出版。上海市委断然拒绝了红卫兵们近乎荒诞的要求。
终于，第三天，红卫兵们又冲进了邮电大楼。
一场软顶硬磨开始了。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解放日报》是党报。”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解放日报》还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
“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红卫兵们磨到30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黑魆魆的四川路桥，横跨在冰凉的苏州河上。杳无人影，唯有北风吹着路边的大字标语发出哗哗响。红卫兵们向南急急走去，过了苏州河，过了南京路，冲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
印刷机正在飞快地印着11月30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里灯光通明。编辑部里却一片漆黑，连夜班编辑也休息了。
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报社负责人不得不赶紧从睡梦中起床。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一、《红卫战报》第9期夹在11月30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谈判僵持着。
大批印好的30日的《解放日报》，照样从印刷厂运往邮电局。
红卫兵们急了。说是为了看报社里的大字报，红卫兵们闯进了《解放日报》编辑部。
就在这个时候，“工总司”宣传组的头头来了。“工总司”为了对付“赤卫队”的传单，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他们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见到“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工总司”马上表示支持。事态扩大了。
在30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
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
“我们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红卫兵们这么一闹，“王司令”出马了。12月1日，王洪文带领着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其中有300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这天，《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个里应外合。文汇报社的造反派“铁骨红心”兵团也过来支援。这下子，声势大振，《解放日报》成为全上海关注的热点。
“工总司”也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出任“总指挥”。
12月2日，“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又领着几百人前来增援。《解放日报》大楼被上千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员团团围住。
“赤卫队”也出动了。
“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这是“赤卫队”在上海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示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针锋相对：一、《红卫战报》第9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
“工总司”调兵遣将，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赤卫队”召集人马，举行盛大的抗议游行。一连几日，上海街头上百万人示威，反反复复呼喊的口号是这么两句：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不论游行队伍从东面来，从南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都要朝汉口路进发，都要在《解放日报》大楼附近走一圈。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在那些日日夜夜，汉口路一带一直可以听见撼天动地的口号声：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针对“工总司”的“四条”和“赤卫队”的“四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王洪文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掷在地上。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在跟来自北京的那员女将密谈。聂元梓成了他的“高参”：“要抓住《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市委的权要夺，但难夺，因为宣传机器不在你们手里。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高参”的一席话，使王洪文的“认识”大为提高。他在“火线指挥部”提醒人们：“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住《解放日报》这个要害，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
形势越来越严峻，乱子越捅越大。解放日报社在上海闹市区，《解放日报》事件对上海的震动超过了“安亭事件”。“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弩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汉口路闹个不停，随时都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从12月3日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得不派出代表韩哲一[23]、王一平、宋季文，前往《解放日报》大楼，与王洪文举行谈判。
又是一场马拉松谈判，足足进行了两天两夜。王一平和宋季文被迫在“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
12月10日，曹荻秋被迫签字。上海市委不得不印发如下文件：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沪委（66）第12号通知
现将曹荻秋同志12月10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1966年12月10日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
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曹荻秋（签字）
王洪文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得意地笑了：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这是曹荻秋第一次向“王司令”举起了白旗！
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平息了。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中共上海市委才不得不让步，曹荻秋才不得不让步，而王洪文得寸进尺，倍加疯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