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荣昌路60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1966年12月30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多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
30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30日下午5时45分，“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80多人中，有70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30日凌晨至31日的26小时里，26列客车停开，5万多旅客无法上车，5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38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的市、区两级负责人240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负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26]，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就在马骥被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24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中钉，肉中刺。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1966年的最后一天，亦即“赤卫队”覆灭的这一天，一张题为《造谣派破产》的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传单的作者不是别人，却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传单上印着她的签名手迹。
那传单说：“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这一回，王洪文不敢说《造谣派破产》这张传单是造谣，因为在电话中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张维维的声明，戳穿了“工总司”的谎言，使王洪文颇为尴尬。他不敢反击张维维——她毕竟是张春桥的女儿。可是，这张传单说出了真话，无疑使已经败北的“赤卫队”占了理！
幸亏，幕后指挥亲自出面了。张春桥把他的“家庭矛盾”向王洪文交了底，而且驳斥了女儿的话：“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算抄家？你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柯老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有什么理由进去？进去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王洪文壮胆了。于是，“工总司”与“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居然毫不客气地斥责起张维维来了：
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
……
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紧接着，文静也发表声明，说道：“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总算把张维维的嘴巴堵住了，总算把《造谣派破产》掩盖了。
[1]1988年8月22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韩哲一。
[2]据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于1979年12月8日提供的证明材料称，14次列车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月11日下午4时54分止，共中断行车31小时34分。
[3]1988年8月22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韩哲一。
[4]1988年12月19日、2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
[5]1988年12月19日、2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
[6]1988年12月16—18日，叶永烈在北京多次采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
[7]1988年8月22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安亭事件重要当事人、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
[8]据金大陆、金光耀：《包炮：上海工总司的“产婆”》，《世纪》2012年第3期。
[9]据金大陆、金光耀：《包炮：上海工总司的“产婆”》，《世纪》2012年第3期。
[10]1988年4月14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周宝林。
[11]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12]1988年4月14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周宝林。
[13]1988年8月22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韩哲一。
[14]1988年12月19日、2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
[15]1988年12月19日、2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
[16]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17]1988年4月14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周宝林。
[18]1988年4月14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周宝林。
[19]1988年4月7日、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施惠珍。
[20]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21]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86页。
[22]1986年10月24日，叶永烈采访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副主席马骥。
[23]1988年8月22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韩哲一。
[24]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25]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26]1986年10月24日，叶永烈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采访马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