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大字报背后的尖锐斗争
张春桥选取了“砸烂”常溪萍作为推倒中共上海市委的突破口，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1966年7月25日晚，一辆又一辆小轿车驶入北京大学校门。
此刻，北京大学大操场上灯火辉煌，万名师生集聚那里，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群众大会即将开始。但是，主席台上依旧空空如也，意味着可能会有重要人物出场，全场只得以高唱革命歌曲来暂且填补等待的时间。
一连串小轿车在夜幕中驶入北京大学幽静的燕南园，停在64号前。
一个又一个“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从轿车里出来了：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组员戚本禹等。
聂元梓早就在门口迎候他们的光临。
这么多“中央文革小组首长”倾巢而至，当然决非寻常。待“首长们”坐定之后，聂元梓手下的一员大将C，见张春桥在座，抓紧时机，挑出了一个与当晚大会并不相干的问题——常溪萍问题。
C问江青：“6月份，我们给上海市委转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江青把脸转向张春桥：“春桥同志，你们收到了吗？”
张春桥马上答话：“收到了，正在市委领导中传阅。”
C趁机说：“我们给常溪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能不能帮我们转一转？”
江青当场拍板：“可以帮助你们转，你们把大字报拿来吧！”
C赶紧离开燕南园，奔向哲学楼，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卷黄纸头。
那是一份事先已经写好的大字报。17个人签名，打头的名字便是聂元梓。
当C风风火火赶回燕南园64号，“首长们”已在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就座了。
C连忙赶到会场，奔上主席台，把那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张春桥接过黄纸头，说了一句话：“保证转到！”
这一过程，不仅C后来在1979年9月24日作了详细交代（C是那张大字报的17个签名者之一），而且张春桥1966年11月24日在上海友谊电影院，也谈道：“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
张春桥的面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当他回到钓鱼台，打开这卷黄纸头，他眉开眼笑——他钓了一条大“鱼”！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张春桥不由得拍案叫绝，他处心积虑，日夜盘算着如何轰倒上海市委，正愁炮弹不够，而这卷黄纸头正是一发重磅炮弹！
须知，原北京市委，正是被一张大字报轰倒：在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指导”下，聂元梓等七人在1966年5月25日贴出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炸开了北京大学这个缺口，导致6月3日“撤销北大党委正副书记陆平、彭珮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导致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6月4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新胜利”。
如今，张春桥手中的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或者可以说，这是“全国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能不能把上海的华东师大，变成第二个“北京大学”？能不能把常溪萍，变成第二个“陆平”？
轰倒上海市委，看来要从常溪萍身上打开缺口！
顿时，张春桥仿佛觉得，那卷轻飘飘的黄纸头在膨胀，变成了一颗硕大无朋的巨型炮弹。
怎样把这颗重磅炮弹，从北京发射到上海呢？
如果让张春桥自己来发射，未免过分暴露。他向来颇为谙熟借刀杀人之法。
真是难得的巧妙机会：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前来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住在北京饭店。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也出席会议。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张春桥出了难题给曹荻秋，叫曹荻秋把大字报带回上海去：如果曹荻秋同意带回上海，借曹荻秋之手，炮轰上海市委，当然很妙；如果曹荻秋不同意，那将落个“包庇常溪萍”的罪名。
受张春桥迫害的上海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夫妇
1971年6月14日，曹荻秋在一份材料中，写及此事经过：“1966年7月25日晚间，北大师生开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就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字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果，决定去请示康生。26日见到康生，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社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避而不见曹荻秋，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他的妻子正“指导”着聂元梓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是根据他的意旨在办事。有着如此微妙的关系，他不会对那张大字报明确表态。他跟张春桥一样，在这种场合都喜欢打“太极拳”。
曹荻秋让秘书糜欣祥给邓小平的秘书挂电话。
8月1日上午8点多，糜欣祥挂了电话。很干脆，将近11点，邓小平的秘书就来电话，请曹荻秋马上去中南海。
曹荻秋立刻赶到邓小平家。
邓小平抽着烟，听着曹荻秋讲述那张大字报。邓小平对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情况十分了解，干脆利落地作了答复。
曹荻秋回忆道：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就从康生那儿传到江青耳朵里。
江青恼怒了，说道：“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曹荻秋写下这样的回忆：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原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当时在侧。他于1977年6月11日也写下这样的回忆：“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荻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荻秋说：‘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荻秋迫于无奈，回到北京饭店，只得嘱咐秘书：“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还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把情况告诉了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
就这样，本来在那年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盛行，谁都可以刷一把糨糊，贴一张大字报，而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却要牵动那么多高层人物，要借“中央文革小组”的“虎威”，转到上海。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充满着火药味儿。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名列第二，并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毛泽东在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会。
毛泽东还公布了他在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从此，红卫兵运动如潮如涌，在全中国卷起狂澜。
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诚如后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就在会议结束的那天——8月12日，曹荻秋收到了张春桥的一封亲笔信，所谈的又是关于常溪萍。全文照录如下：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江青说“你们市委要被动的”，张春桥也说“不然很被动”，如出一辙。显然，他们私下商量过怎样整常溪萍。
曹荻秋一回到上海，就把来自北京的信息转告上海市委的常委们，常溪萍一下子成了众所关注的中心。上海市委商议了对策。如同杨西光所回忆的：“北大提出要把常溪萍搞去，上海市委亦只得同意，但我们商量要常溪萍到北京后住到上海驻京办事处去……过不久，中央文革小组又通知说，不要常溪萍去了。”
常溪萍怎么会成为聂元梓的眼中钉、肉中刺？怎么会成为江青、张春桥必欲置于死地的冤家对头？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64年11月至1965年6月，那时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1965年1月，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张磐石，正坐在他的办公室——北大专家招待所里，皱着眉头，翻阅着常溪萍所写的一份工作报告。看罢，他提起笔，在报告的天头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右”字！
张磐石和常溪萍本来素昧平生，只是这次搞北大社教，才一起共事。张磐石对常溪萍的印象是：“开始还以为他是稳，其实是右！”
张磐石和常溪萍在对待北大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了明显而又深刻的分歧。
社教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2年起逐步在全国展开。最初，在农村叫“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在城市叫“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以及反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
社教运动走过了曲折的路——1964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对于纠正“左”的错误、缩小打击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教运动的面越来越宽，从农村扩大到工厂，到学校。北京大学被确定为全国大学中的社教运动试点单位。1964年11月，党中央从各地高教部门调集了200多名干部，组成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上海当时共有24所高等院校，每校各抽一名院级、一名处级干部，作为北大社教工作队员。上海市委指定常溪萍带队。到了北京之后，工作队成立党委，设一名书记、四名副书记，常溪萍是副书记之一，兼北大西语系工作组组长。
张磐石和常溪萍在工作中产生了分歧。在常溪萍看来，张磐石太“左”；在张磐石看来，常溪萍太右！
他们分歧的焦点，又集中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身上。张磐石要把陆平打成坏人，而常溪萍则认为陆平是好人犯了些错误。
在一年多之后，由于北京大学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炮轰击的单位，陆平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集中攻击的目标，常溪萍和张磐石当年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分歧，也就随之成为众所瞩目的大是大非。
陆平经过十年磨难，得以幸存。1981年10月，陆平写下一段对常溪萍的带泪的回忆：
1964年冬，社教工作队在北京大学发起社教运动，把北大当作“烂掉了”的单位，打击了一大批校系领导干部，使北大陷于半瘫痪的状态。乌云笼罩了北大，所有正直人们的心中都感到沉重的压力，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随时可能遭到无情的打击，被打成所谓的“敌人”。我和溪萍同志就是在这种恐怖的形势下相识的。
大约在1965年1月，北大党委办公室通知我，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同志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和溪萍同志只有一面之识，对他还不了解，加上社教工作队在北大的错误做法，不能不使我对谈话怀着很大的疑虑。
我和溪萍同志谈了两个半天……我按照他的要求，如实地一一作了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他始终认真地倾听并提出许多询问。在有些问题上，他还与华东师大作比较和分析。他总的认为，这些年来北大党委是执行了党的教育路线的。同时也有若干缺点错误，甚至有的是严重的，但成绩仍是主要的。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北大多年来的工作公正的历史评价。我从谈话中切实感到溪萍同志观察问题是全面的，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态度是和蔼可亲并允许别人讲话的。这和那些搞“一言堂”，以“帽子”压人的“钦差大臣”、“整人能手”真有天壤之别。我起初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并对他敢于顶歪风，坚持实事求是的高尚行为十分敬佩……
不言而喻，陆平所说的“钦差大臣”、“整人能手”，指的就是张磐石。
1965年12月，常溪萍回上海过春节，他向当时分管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书记张春桥作了汇报，着重谈了他与张磐石之间的重大分歧。
杨西光1977年6月6日所写的回忆材料中说：
那个时期张磐石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确实很主观，作风上也独断独行。我在1964年在北京和张磐石一次谈话中已经感到，后来也陆续听有些同志谈过……1965年春节常溪萍回沪后，首先向我汇报，我相信常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市委是我和张春桥共同分工管文教工作的，我就约了张春桥一起听常的汇报，当时张春桥也同意常溪萍的意见，我们一致意见是要常溪萍按“二十三条”办事，有意见可以在工作队中间提，也可向组织反映。在这一点上，张春桥没有讲过一句和常溪萍或者和我有什么不同意见。
常溪萍回到北京大学后，于3月4日给张春桥、杨西光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信中说：
昨天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对北大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批评了北大工作队的领导……小平同志说：“运动一开始即应三结合，要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北大运动要总结。总之，有毛病，一去即夺权，斗争方式不正常，陆平被斗得神志不清，不是党内斗争的方法，陆平犯错误不是犯了一切错误，只是某些错误，搞得万里见了陆平要躲开，把市委放在一边。同意市委帮助北大党委总结过去工作的方法，这方法很好……”……如果张磐石等老是这样，我想向中央写信反映一下（他们自以为是很严重，有许多做法很不对头，作风也很不民主），不知可否？
常溪萍决定迈出重要的一步——向中央写信。
张春桥拿起铅笔，在常溪萍的这封信上开头所写的“春桥同志”的“春”字上，画了个圆圈，表示他已“圈阅”。这是当时领导层中流行的办公习惯。
张春桥还在信的天头上写下批语：“西光阅后送丕显、荻秋、一平同志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