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溪萍着手起草写给中央的信。
他毕竟是上海市委派出的。他的3月4日的信，尚未见到复函。他有点焦急，在3月11日又给张春桥、杨西光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他除了谈了张磐石最近如何抵制邓小平的意见之外，还重申了他要给中央写信的决心：“在总结工作中，我提了一些意见，基本上都遭拒绝。我没有再说什么，以免形成顶牛，但，我想，应当向中央反映一下情况，否则会犯自由主义，不知可否？请速示。”
常溪萍在信末加了七个着重号，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急如焚。
张春桥又拿起铅笔，在“春”字上画了一个圆圈。
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们聚集在康平路会议室里，研究常溪萍的两次来信。
杨西光很详细地写及这一过程：“常溪萍对北大运动有些意见，要向中央反映，我和张春桥都认为这是正当的，同意他这样做。为了更慎重起见，我们还把常信的内容向市委书记处所有成员汇报了。在一次书记处办公会议上，由陈丕显同志主持谈了一下，都认为按照组织原则，常这样做是可以的，不但可以写信反映，也可以向有关组织口头反映。在工作队内部可提出问题是我和张春桥与他个别谈话时也已告诉他。这样，我就通知当时教卫部办公室负责人邱敏珠同志把市委的意见告诉常溪萍了。”
张春桥对于常溪萍给中央写信一事，是非常清楚的，是同意、支持的。这是有着确凿的人证、物证的。
常溪萍是一个组织观念颇强的人。他在征得上海市委同意之后，找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谈了自己的意见。万里的意见与他一致。他又找张磐石当面交换意见，谈了自己的看法，张磐石与他如针尖对麦芒，怎么也谈不拢，没有商量的余地。
考虑再三，常溪萍终于在3月17日，写定致中央的信。考虑到中央是邓小平分管北大社教工作，考虑到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考虑到陆定一是中宣部部长、张子意是中宣部副部长（北大社教工作队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双重领导），常溪萍的信是这样写的：
小平、彭真、定一并子意同志：
我向中央和宣传部反映一个情况。
张磐石在领导北大的社教运动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对中央书记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错误态度和做法……
这里提及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建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在1966年5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撤销，建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
常溪萍在信中批评了张磐石的一系列错误，肯定了北大陆平、彭珮云、宋硕的意见。（请注意，一年多以后，聂元梓等七人抛出的那张震惊全国的大字报，标题便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3月19日，常溪萍发出了这封观点鲜明的信。
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约见常溪萍，他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这时，万里也向邓小平反映了意见，与常溪萍的见解一致。
万里曾回忆道：“我曾在中央书记处会后，将我召开北大系总支书记会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其中把张磐石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了。邓问我常溪萍怎样？我曾向他介绍常是正派人。”
3月30日，邓小平在常溪萍的信上，作了重要批语：“我看张磐石同志在北大工作中，表现作风不正派，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似乎要考虑改换工作队领导问题，否则就只能调换陆平等人的工作，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
就在邓小平作了批示后不久，张磐石被调换了工作，中央另外任命一位同志担任了北大社教工作队领导。这样，北大社教运动“左”的倾向得到了纠正。
对于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队七个多月的工作，万里曾写下了这样的印象：
常溪萍是个好同志，这个同志在北大社教运动中表现得很好。
在北大社教期间，我跟小平同志说过，张磐石把北大社教运功搞得很不好。
常溪萍同志写信向中央反映张磐石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完全是正常的，常溪萍同志信写得很好。
聂元梓把陆平说成是坏人，而陆平是个好同志，聂元梓才是混入党内的坏人。
常溪萍同志就是坚持党的政策和革命路线……
正是因为常溪萍“坚持党的政策和革命路线”，秉公直言，向邓小平等如实反映了北大社教运动中“左”的错误，聂元梓把利箭对准了他。
聂元梓等17人的大字报《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经“中央文革小组”转交，终于在上海市委教卫部和华东师大同时贴出来了，一时成了上海一大“新闻”。
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担任党委书记达十年之久，工作踏踏实实，在师生中享有颇高的威信。
刘佛年教授对他的印象是：“我初见他的时候，发现他穿着很朴素。他仿佛对个人生活很不关心。身上一年四季总是几件旧衣服。共事十多年，几乎没有看见过他添过什么新衣服，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很容易把他当成一位农村的小学教师。”
华东师大党委干部姚柞训记得：“我有将近五年的时间，住在他的宿舍的一个房间里，经常发现常校长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运动期间只睡三四小时，通宵达旦地工作是常有的事，他一心扑在党的工作上。”
夏鹤龄、孙殿林等同志回忆了常溪萍的“工作日程表”：“常溪萍同志每天是这样工作的：清晨，他打扫自己包干的垃圾箱，然后来到共青操场，和同志们一起做广播操，每天上午，如果没有会议安排，他就到教室和同学一起听教师讲课，或者到系里参加教研室的活动；午饭的时候，我们又经常看到常校长在食堂了解情况；下午，一般是他学习、办文或开会的时间。到下午4点半，他总来到共青操场或文史楼旁的操场和师生们一起打球；晚饭以后，常校长又出现在学生宿舍、图书馆……”
膳食科冷海天记得：“学校里淹了大水，常溪萍同志亲自撑船，把烧好的姜茶送给伙房的工人吃，使大家很感动。”
司机庞学友则记得[1]：“在汽油供应紧张的年月，常校长为了节约汽油，宁愿骑自行车去嘉定看望同学，不坐小汽车。后来，他学骑摩托车，想不坐小汽车，结果摩托车摔在沟里，他断了腿骨……”
在“文革”大旗哗啦啦飘的那些日子，尽管人妖颠倒，尽管常溪萍已调离华东师大一年多，但是想一下子从师生们的心中抹黑常溪萍的形象，还不那么容易。
在“文革”初期，华东师大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并不多。揭来批去，无非是些“大路货”：《常溪萍是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的推销员》、《常溪萍抓卫生、抓篮球为了什么？》、《常溪萍重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常溪萍阶级斗争观点到哪里去了？》、《常溪萍推行智育第一》。
这些大字报不仅标题一般，而且内容也空空洞洞，无非开头引几句语录，中间举几个例子，结尾喊几句口号，如此而已。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却如重磅炮弹，在华东师大炸开来了！
不过，虽然爆炸的冲击波过去之后，常溪萍的脸上只落上一些灰尘，并没有被抹黑。因为那张大字报，除了一连串“黑帮分子”、“政治投机家”之类大帽子之外，并没有多少足以动摇人心的货色。它的冲击波，充其量只不过是“中央文革小组”和作者“聂元梓”在当时所享有的特殊名声而已。
一阵风过去了，华东师大又恢复了平静。
再轰！聂元梓在1966年9月20日，再向常溪萍发射一炮：还是17人签名，写了第二张大字报，题目——《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第一张大字报不过千把字。这一回，洋洋数千言，竭尽诬、骗、骂之能事，硬给常溪萍安上了个“大叛徒”的罪名。
在第二颗炮弹的冲击下，华东师大师生对常溪萍的态度起了变化，分化为“反常”和“保常”两派。
“反常”派唱着聂元梓的调调，咒骂起“大叛徒常溪萍”来了。但是，“反常”派毕竟只是少数派。“保常”派占多数，高举“心向党”大旗，跟少数派论战。
平静的校园里起风波了：这边，“鬼见愁”战斗组的大字报在批判常溪萍的“叛徒行径”；那边，“天安门警卫连”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常溪萍是好人犯错误》；紧接着来了个“刺刀见红”战斗组“刺”向了“天安门警卫连”；“红色钢铁”战斗队上台了，跟“刺刀见红”来了个“刺刀见红”。
在众多的大字报中，中文系四（3）班“红旗”战斗队贴出了《一论常溪萍》、《再论常溪萍》、《三论常溪萍》这样的“系列”大字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幸亏当年大字报的底稿尚在，现在读来，时隔二十年，仍颇为感人。
这是“红旗”战斗队在1966年10月3日贴出的批驳聂元梓的大字报，以理服人，写得很有水平。
常溪萍是大叛徒，这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已成为不可动摇的结论了。
他们说，常溪萍在给中央和中宣部的信中以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同志的谈话，是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的看法是，向党的上级机关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意见是每一个党员的权利，是正当的，是合法的，是无可非议的。有的人把这种行为称为“告密”，是毫无道理的，极端错误的。
这封信是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的。根据党章规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履行这样的义务：“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也有这样的权利：“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有些人竟把这种党员的正当的合法的行为，称之为“告密”，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样看待我们党的领导机关的？
聂元梓的第二张大字报，仍未“打倒”常溪萍。她有点焦急了，咒骂华东师大是“常家王国”、“常家王朝”，咒骂常溪萍是“常霸天”。
骂也无济于事。华东师大的“保常”势力“顽固”得很哩！
终于，江青电召聂元梓来到花园街×号；
终于，聂元梓坐着软卧专程来沪“揪常”；
终于，华东师大校园里出现那个戴着大口罩的神秘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