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打常”，不可不写那个“狗头军师张”。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之前——11月11日，张春桥坐飞机不可一世地回到上海。张春桥仿佛“钦差大臣”一般，凌驾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之上，赶往安亭，签署了“五项要求”。
在如此“忙碌”的时候，张春桥仍“拨冗”与到达上海的聂元梓联系。
11月24日，张春桥已决定当天飞回北京。就在离开上海的匆忙之际，他在那华丽的俄式建筑物——上海友谊电影院，接待了华东师大的造反派，对常溪萍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
这时候，他一副“左派”面孔，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为聂元梓“揪常”鼓劲撑腰。
幸亏当年的造反派们用录音机录下了张春桥的讲话——本来是作为“中央首长指示”，如今却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且看张春桥在台上是怎样演戏的：
我对常溪萍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清楚的。过去听说他比较好，我又没有与他同过事，坐在桌面上，见见面，这对干部是不能了解的。我觉得看一个干部应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不能以一时一事的表现来判断好坏，这是对的。但是……
张春桥在谈完自己的“认识过程”之后，在“但是”后面说出了本意：
但是，在一些重大关键的问题上，虽然是一个时候、一件事，但这个事比较大，是关键问题，是在关键时刻，是在关键问题上，这就不能与平时所说的一时一事表现等同了。
在过去，我们对北大那件事，还仅仅认为是一个孤立的事，就那么一个学校的事。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揭发出大量事实证明，那就要与彭真、陆定一联系起来看。原先我还没有把彭真、陆定一当作坏人，问题没有揭出来。而现在揭出他们的问题，再来看常溪萍的问题，觉悟就提高了。这不是个别的事，而是彭真镇压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第一步骤。
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方面突破了，就要把别的问题统统带出来。当时批《海瑞罢官》一个剧本，为什么彭真那样震动？当时不能理解。现在理解了，了解了。因为批《海瑞罢官》就要带到吴晗，提出吴晗就要提到邓拓。把邓拓提出来，三家村就提出来了，那么彭真问题就提出来了。彭真问题提出来了，那么，对常溪萍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重新研究。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拎高”，常溪萍的问题上“线”了，上“纲”了。
不过，光是把常溪萍跟“彭、陆、罗、杨”的“彭、陆”联系在一起，“拎”得还不够高。张春桥又继续往新的高度上“拎”，又“但是”起来了：
但是，在那个时刻，还没有谈到邓小平的问题。常溪萍给中央的信，是邓小平批的，彭真抓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我对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在最近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揭开了，就不能不想到在北大的问题上，邓小平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他支持了彭真。
我对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认识过程……
现在，常溪萍的全部材料，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少数派给我送来的材料很厚，你们今天又给我一叠。我看一部分就很好了。我以前，一直没有把常溪萍当作一个重大问题，现在我感到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了，要把这个问题完全搞清楚。
如果你们要我今天讲，常溪萍是什么性质，我今天还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但是在北大问题上，他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事物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一下子卷进去了，你想扮演一个正确的角色，结果扮演了一个特务……
我希望能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不把常溪萍的问题作为一个孤立事情，把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把两条路线斗争，与彭真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就比较统一了。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番“上挂下联”，从“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常溪萍的问题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成了“特务”，成了“大叛徒”。
也就在这个时候，聂元梓在上海公布了她离京之前“炮打”邓小平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写于11月8日，把常溪萍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要彻底镇压北大社教运动，就必须夺工作队的领导权。于是邓小平就利用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头号叛徒常溪萍的告密书，下令召开了镇压工作队革命派的民族饭店黑会，撒了队长张磐石同志，换上了黑帮分子许立群，常溪萍也被塞进了工作队的九人领导小组。革命的工作队于是成了反革命的还乡团。1965年我国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伴之就在我校发生了。常溪萍至今还有恃无恐，恃的就是邓小平。”
张春桥和聂元梓一唱一和，顿时使华东师大的“反常”派声势大振，以致使“反常”扩大到上海全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打倒大叛徒常溪萍”的巨幅标语。
“反常”，一切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