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18日，就在张春桥遥控着上海，指令徐景贤实行“中心开花”之际，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对门卫说：“我是蒯大富。春桥同志打电话约我来的。”
门卫接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听见张春桥说道：“让蒯大富一个人进来。”
于是，吉普车只好停在门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蒯大富的秘书，留在车上。蒯大富独自进入中南海，张春桥与他单独谈话。
这是一次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谈话。张春桥从来没向别人透露谈话的内容。所幸，谈话的另一方——蒯大富，总共三次说及此事。
第一次，那是1970年12月，蒯大富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他在“交代提纲”中，写及：“1966年12月18日，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刘少奇。25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蒯大富
第二次，是在1971年1月15日，蒯大富在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中，有一句：“春桥同志号召我们反刘少奇大行动。”
以上两次，语焉不详，事出有因：张春桥当时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详细透露谈话内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掼出来，以便堵住审查者的嘴。
只有在1980年11月27日，当张春桥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这才写下自己的真实证言。现照蒯大富亲笔写的回忆，摘录于下：
在西门内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他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
我一听就很明白，张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张春桥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直，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刘、邓开炮。
蒯大富在证言中继续写道：
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个所谓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张春桥在我们围攻和诬陷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张春桥，郭沫若称之为“狗头军师张”。张春桥找蒯大富单独密谈，授以锦囊妙计，充分显示了他“狗头军师”的伎俩。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就是从这次密谈开始的。
本来，虽然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轰了刘少奇一炮。但是，后来刘少奇写了检查，毛泽东看了，在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毛泽东的话，在那时“一句顶一万句”，刘少奇似乎度过了政治危机，可以喘一口气了。在党内，刘少奇还名列第八位。
张春桥深知，要干掉刘少奇、邓小平，唯有借助于红卫兵。正因为这样，他亲自给“蒯司令”挂了电话。
密谈后的一个星期，上万红卫兵涌上北京街头（除清华外，北大各校也纷纷响应），“打倒刘、邓”之声震撼首都，雪片般的传单撒向全国，掀起“打倒刘邓”的高潮。
12月30日，江青和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当众紧紧拉着“蒯司令”的手，讲了许许多多鼓励的话。顿时如同火上加油，清华大学红卫兵“打倒刘、邓”的声调变得更高了。诚如蒯大富当时所言：“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清华大学红卫兵们沸沸扬扬，江青、姚文元发表演说叽哩哇啦，唯有张春桥像“隐身人”一般神不知，鬼不晓：他与蒯大富密谈时，再三关照，只是“随便聊聊，不要往外说”；江青去清华时，张春桥不去，却要姚文元替他去……他是一个擅长摇鹅毛扇的人物。倘若借用毛泽东当年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的话来形容张春桥，倒是非常妥切：“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
如果不是后来蒯大富成了阶下之囚，作了交代，那么谁也不知“打倒刘邓”之火，是张春桥点起的。
张春桥的阴险，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