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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不可能属于陈丕显”

“当,当,当……”新年钟声在上海上空回响。

没有欢歌,上海滩一片萧瑟,人们在愁苦之中,迎来新的1967年。

新的一年将是大灾大难的一年,这已在除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透露。播音员以刻板、冰凉的口气,念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据参加起草这篇社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笔者谈及[2],这一段关于“战斗任务”的内容,是从毛泽东的话中得到启示的。

那是五天前——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73岁寿辰。“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中南海毛泽东家中吃寿面。

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出语惊人:“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毛泽东的话,使“秀才”们惊诧。

回去之后,“秀才”们议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认为体现了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的方针。有人提议,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的题目。

在那年月,虽然凡是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笔下写出来的,都被作为“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随口而讲的那句祝酒词,毕竟太直太露,用作元旦社论太“凶”。于是,改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文中贯彻了毛泽东祝酒词的含义——“秀才”们坚信,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那句话的,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新见解。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残酷的阶段。

已经够激烈、够残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经把上海“革”得气息奄奄。

上海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声:

沪宁线上,57趟客车、货车停驶,上万名旅客饥寒交迫;

黄浦江,100多艘轮船静静地靠在码头,无人装卸,海港积压的物资达40多万吨;

上千家工厂停工或者半停工;

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两天了。如果煤再不运来,发电厂只好停电。

……

拥有60万工人的“工总司”和拥有80万工人的“赤卫队”之间的一场大战,怎不使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除了“工总司”、“赤卫队”之外,五花八门的“司令部”也应运而生:“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谓“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红卫军”——由转业、复员、残疾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这样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个。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造反”:“红色工人”要转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属“红色工人”),支农工人要回沪……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澜,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乱。

新年钟声刚刚响过,凌晨1点半,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重要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曹荻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账,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

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凌晨3时,王洪文的轿车驶入东湖招待所。“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里了,正与陈丕显低声交谈,在商量什么[3]。王洪文的眼帘中摄入了这么一个镜头,顿时使他颇感不快。

徐景贤来了,朱永嘉来了,“工总司”的黄金海、王胜利来了,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来了,还有“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哈尔滨、西安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也相继到会。

会议开始了。自1966年3月因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王洪文掏着笔记录着,眉头紧皱。在他看来,由一个“走资派”向造反派传达周恩来指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当陈丕显传达完毕,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王洪文便走开了。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

“是这样的。总理是有这样的指示。”周恩来的秘书证实,刚才陈丕显所传达的是周恩来的原话。

“好,就这样。”王洪文无可奈何挂上了电话。他原以为可以挑出点毛病来,给陈丕显安上个“伪造总理指示”之类的罪名,不料,周恩来秘书却证明陈丕显的传达并无讹误。

当王洪文披着军大衣回到座位,会议已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凑着告上海人民书的内容。

看着陈丕显在那里主持会议,徐景贤造反了。他指着陈丕显说道:“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工作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

徐景贤的话音未落,王洪文马上帮腔,他说出了张春桥在电话里跟他说的话:“你陈丕显有你陈丕显的账。你的账,我们造反派迟早要跟你算的!别以为总理给你打电话,你就神气活现。你跟曹荻秋一样,都是走资派,都是‘赤卫队’的后台老板!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你和曹荻秋为代表的!”

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么一闹,会议乱了套。上海,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为的是挽救大乱中的上海。东湖招待所的会议,本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眼下会议开上了岔道,变成了批判陈丕显的会议。

王洪文声称陈丕显在“玩弄阴谋”,没有开完会议就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