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1月，只剩下最后一天——31日。
张春桥好不容易从“炮打”的旋风中挣脱出来，松了一口气。在这天，传来两条消息，使他一喜一忧。
喜的是《红旗》杂志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天提前发表。显然，这是身兼《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在给身陷困境的张春桥打气：“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这个大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作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这是“一月革命”一词，第一次见诸中央报刊。虽然社论里说“上海的群众把它叫作伟大的‘一月革命’”，而这一新名词的“发明权”其实应属于张春桥。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的‘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整整半个世纪之后——1967年，在我们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红旗》社论中热情赞颂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无疑是对张春桥的“功绩”的又一次表彰。
有喜有忧。使张春桥双眉紧蹙的消息，来自黑龙江省。那里的造反派一举夺取省委的大权，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开创了全国省、直辖市的夺权先例。“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的上海，反而落后一步——唉，如果没有“红革会”的“炮打张春桥”，上海的夺权肯定跑在黑龙江的前头！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张春桥，赶忙拧紧了夺权的弦。
2月1日，上海街头鲜红的大幅标语，覆盖了那些“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标语。新标语都是一句话：“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2月2日，夺权的计划，又进逼了一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离“桃子”已经很近了。诚如“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工总司’、火线指挥部为首又一次召开了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人民解放军也派代表参加。会议气氛热烈。大家信心百倍，劲头十足，一致认为，不能再拖了，形势逼人，建立全市性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于是，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雷厉风行，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之后，就立即抬着一张张的大红喜报连夜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报喜去了。欢呼最高权力机构诞生的大标语马上贴满了街头。”
这里所写的一句话，倒是真话——“不能再拖了”！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中共上海党校设在这条狭长的弄堂的尽头。走进大门，里面一片宽敞。在“文革”中，这所党校随着上海市委的倒台而被解散，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占领。它地处闹市，交通方便，“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
“秀才们”反复领会着张春桥、姚文元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的论述，努力把“精神”贯彻到《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去。那些论述，大有高屋建瓴之势，口气是很大的，处处把“上海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甚至“更伟大”：
“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
“巴黎公社是在炮火连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这样。”
“上海人民公社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伟大。”
“宣言”、“通令”——就绪，红色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诞生”已经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敲锣打鼓的“报喜”队伍已经上街。
就在这个时候，暗探获得极端重要的情报，急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有人在跟“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唱对台戏的地方，居然也在市委党校里。28个造反派组织（其中有好多个是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被张春桥看中，列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还有许多个造反派组织被排斥在外。有人把这些遭到排斥的组织——32个，召集起来，在市委党校西边二楼的小客厅里开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着干！
“大联委”也在开秘密会议，也在商量夺权计划，也在起草夺权宣言和通令。他们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声称“上海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这个“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首领是谁？
暗探探明了他的大名——耿金章！
这个耿金章，眼下不只是“二兵团”的“司令”，而且已成为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的“首领”。他比“红革会”更有实力，更厉害。
“又是这个耿金章！”王洪文骂道，“耿金章简直是‘工总司’里的王明！”
王洪文骂过他是“赫鲁晓夫”，这会儿则骂他是“王明”。在王洪文看来，“赫鲁晓夫”意味着篡权，而“王明”则意味着宗派主义、分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