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月读书网 > “四人帮”兴亡 > 第十五章 “得志便猖狂” >

第十五章 “得志便猖狂”

姚文元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像穿梭似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来回回,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

他们不能放掉上海,因为上海是他们的老巢,是“基地”。

他们不能丢掉北京,因为不在北京称雄,无法夺得中央大权。

“炮轰张春桥”的浪潮像地火在上海滩运行,不时喷射出火光,震颤着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根基。

北京,大搏斗在持续,江青时时需要她的“军师”和“棍子”,而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时时需要“第一夫人”的提携,觊觎着中南海新华门里的交椅。

上海——北京,北京——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要买京沪之间的“飞机月票”了。

就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闹得地覆天翻之际,北京也大风大浪,大起大落:“中南地区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派”开进北京。江青和康生正在为打倒王任重而筹划于密室,闻讯大喜,当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顿时,“打倒王任重”的大字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京城。

紧接着,江青推波助澜,大声疾呼:“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他是刘邓的新的代表人物!”于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大字标语,又刷满北京的大街小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下台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被打倒了。

中共中央书记处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升了一级。

1967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共党史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现象:“中央文革小组”取政治局而代之!

“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了中国的政治核心,成了最高决策中心!

直到这时,虽然它还叫“中央文革小组”,还只不过是个“小组”,但它已成了至高无上的“小组”。这正如毛泽东所说:“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

随着这个“小组”一步步登天,“小组”不是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小:顾问陶铸被打倒了,只剩下康生;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被打倒了,只剩下江青、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等也被打倒了,只剩下四枝秃笔——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个“小组”成了名副其实的“小组”,加上组长陈伯达,全组不过八个人而已。

当然,这八个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小组”之下的办事机构、办事人员却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鼎盛而不断扩大、增加。

这时候姚文元的头衔,依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然而,这个“组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实质上已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

四名“秀才”并列为“组员”,姚文元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王力、关锋、戚本禹跟姚文元一样,都是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都是把棍子当作撑竿跃入“中央文革小组”。

王力[1]是江苏淮安县人,比姚文元大九岁。他年轻时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里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记者。不久,出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而当时的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便是康生。

■ 王力在“文革”中

新中国成立后,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60年代初,调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顾问。回国之后,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5年9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由康生定稿,而执笔者便是王力。从此,王力得到林彪、康生的赏识。王力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际,正是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时。一个依靠康生接近了林彪,一个依仗张春桥接近了江青,他们的“登龙术”何等相似。

关锋原名周玉峰[2],号秀山,比姚文元大12岁,是四名“秀才”中最年长的一个。1919年7月,他生于山东北部与河北交界的庆云县,他的杂文曾常用“庆云”为笔名。1933年,他在庆云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中共乐县县委书记。1939年改名关锋。1944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1947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1950年任中共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担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夏征农。1956年,调来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与艾思奇、胡绳等共事。对于关锋来说,这一调动,从地方进入了中央。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关锋调入《红旗》杂志社,编辑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内刊。不久,成为《红旗》编委,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据关锋自云,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提及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从此,得到毛泽东的垂青。关锋喜欢写杂文,1962年起,以笔名“庆云”(也有用“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许多杂文。有人把关锋写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说他反毛泽东思想。

1966年2月8日,毛泽东看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于是,关锋被保护过关。作为“左派”,关锋如同姚文元一样,也曾写过许多“棍子”文章;还曾与戚本禹联名写过诬陷彭德怀的信,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提出“要彻底清除这个隐患”,以致彭德怀被撤回北京,惨遭揪斗。

戚本禹[3]是山东威海市人,跟姚文元同龄,都生于1931年。

戚本禹早年的经历有点类似姚文元。他是在1942年随父亲从山东来到上海,父亲在上海报关行工作,他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上海解放前夕——1948年,戚本禹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姚文元也是在那一年在上海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笔者曾问戚本禹,据传他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他大笑,他的最高学历就是高中,没有上过大学。

比姚文元幸运的是,上海解放后,戚本禹被选送到北京劳动大学学习。劳动大学名为大学,其实就是共青团中央团校的前身。

经过劳动大学的短期培训,1950年5月4日,19岁的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他的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为师哲,副主任为江青、田家英。戚本禹最初主要是处理信访。后来,戚本禹成为田家英的助手,为《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做校对工作。戚本禹回忆说,收入《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文章,他差不多每篇都读过五六十遍。

戚本禹告诉笔者,1957年至1958年,中南海发生“八司马案件”。“八司马”原本是指唐朝顺宗永贞年间韦执谊、柳宗元等八人遭贬,至边远地区担任州司马。由于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即原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当时在反右派运动中有八名科级干部被批判,成了挨整的“八司马”。其中之一便是戚本禹。

戚本禹还说,有一次,毛泽东在散步时,偶然遇见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诉说了“八司马”之冤。毛泽东令田家英细查。不久,毛泽东为“八司马”平反,戚本禹便成了中南海受人注意的人物。

戚本禹向来喜欢历史,业余钻研历史。戚本禹真正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他在1963年第四期《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向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等发起挑战。于是双方在《光明日报》上展开论战。毛泽东看后,赞扬了戚本禹。据戚本禹说,毛泽东并在一张刊有他的文章的报纸空白处批曰:“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戚本禹也因此在史学界一举成名。

于是,戚本禹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编辑,后来成为历史组组长。

在田家英遭贬、自杀之后,戚本禹取而代之,一度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虽然“王、关、戚”依次,戚排在最末,实际上戚当时最接近毛泽东,手中的实权远远超过王与关。

1967年4月1日,他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开了猛烈的一炮。刘少奇曾风闻戚本禹要就影片《清宫秘史》发难,于1967年3月28日给毛泽东写信,阐述自己对于影片《清宫秘史》的看法。戚仍执意发表那篇文章。戚本禹的文章,成为公开声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信号弹。

这四支笔杆,各有各的“登龙术”:王力替林彪捉刀,关锋批杨献珍起家,戚本禹攻刘少奇夺取“头功”,姚文元则是以评《海瑞罢官》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笔杆子们之间,有过你呼我应:在批《海瑞罢官》时,关锋和戚本禹曾一起专程来沪,跟张春桥、姚文元密商[4]。不久,关锋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戚本禹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跟姚文元南北配合,围剿吴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