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像穿梭似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来回回，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
他们不能放掉上海，因为上海是他们的老巢，是“基地”。
他们不能丢掉北京，因为不在北京称雄，无法夺得中央大权。
“炮轰张春桥”的浪潮像地火在上海滩运行，不时喷射出火光，震颤着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根基。
北京，大搏斗在持续，江青时时需要她的“军师”和“棍子”，而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时时需要“第一夫人”的提携，觊觎着中南海新华门里的交椅。
上海——北京，北京——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要买京沪之间的“飞机月票”了。
就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闹得地覆天翻之际，北京也大风大浪，大起大落：“中南地区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派”开进北京。江青和康生正在为打倒王任重而筹划于密室，闻讯大喜，当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顿时，“打倒王任重”的大字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京城。
紧接着，江青推波助澜，大声疾呼：“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他是刘邓的新的代表人物！”于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大字标语，又刷满北京的大街小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下台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被打倒了。
中共中央书记处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升了一级。
1967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共党史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现象：“中央文革小组”取政治局而代之！
“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了中国的政治核心，成了最高决策中心！
直到这时，虽然它还叫“中央文革小组”，还只不过是个“小组”，但它已成了至高无上的“小组”。这正如毛泽东所说：“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
随着这个“小组”一步步登天，“小组”不是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小：顾问陶铸被打倒了，只剩下康生；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被打倒了，只剩下江青、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等也被打倒了，只剩下四枝秃笔——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个“小组”成了名副其实的“小组”，加上组长陈伯达，全组不过八个人而已。
当然，这八个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小组”之下的办事机构、办事人员却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鼎盛而不断扩大、增加。
这时候姚文元的头衔，依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然而，这个“组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实质上已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
四名“秀才”并列为“组员”，姚文元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王力、关锋、戚本禹跟姚文元一样，都是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都是把棍子当作撑竿跃入“中央文革小组”。
王力[1]是江苏淮安县人，比姚文元大九岁。他年轻时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里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记者。不久，出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而当时的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便是康生。
■ 王力在“文革”中
新中国成立后，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60年代初，调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顾问。回国之后，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5年9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由康生定稿，而执笔者便是王力。从此，王力得到林彪、康生的赏识。王力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际，正是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时。一个依靠康生接近了林彪，一个依仗张春桥接近了江青，他们的“登龙术”何等相似。
关锋原名周玉峰[2]，号秀山，比姚文元大12岁，是四名“秀才”中最年长的一个。1919年7月，他生于山东北部与河北交界的庆云县，他的杂文曾常用“庆云”为笔名。1933年，他在庆云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中共乐县县委书记。1939年改名关锋。1944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1947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1950年任中共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担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夏征农。1956年，调来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与艾思奇、胡绳等共事。对于关锋来说，这一调动，从地方进入了中央。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关锋调入《红旗》杂志社，编辑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内刊。不久，成为《红旗》编委，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据关锋自云，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提及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从此，得到毛泽东的垂青。关锋喜欢写杂文，1962年起，以笔名“庆云”（也有用“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许多杂文。有人把关锋写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说他反毛泽东思想。
1966年2月8日，毛泽东看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于是，关锋被保护过关。作为“左派”，关锋如同姚文元一样，也曾写过许多“棍子”文章；还曾与戚本禹联名写过诬陷彭德怀的信，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提出“要彻底清除这个隐患”，以致彭德怀被撤回北京，惨遭揪斗。
戚本禹[3]是山东威海市人，跟姚文元同龄，都生于1931年。
戚本禹早年的经历有点类似姚文元。他是在1942年随父亲从山东来到上海，父亲在上海报关行工作，他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上海解放前夕——1948年，戚本禹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姚文元也是在那一年在上海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笔者曾问戚本禹，据传他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他大笑，他的最高学历就是高中，没有上过大学。
比姚文元幸运的是，上海解放后，戚本禹被选送到北京劳动大学学习。劳动大学名为大学，其实就是共青团中央团校的前身。
经过劳动大学的短期培训，1950年5月4日，19岁的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他的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为师哲，副主任为江青、田家英。戚本禹最初主要是处理信访。后来，戚本禹成为田家英的助手，为《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做校对工作。戚本禹回忆说，收入《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文章，他差不多每篇都读过五六十遍。
戚本禹告诉笔者，1957年至1958年，中南海发生“八司马案件”。“八司马”原本是指唐朝顺宗永贞年间韦执谊、柳宗元等八人遭贬，至边远地区担任州司马。由于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即原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当时在反右派运动中有八名科级干部被批判，成了挨整的“八司马”。其中之一便是戚本禹。
戚本禹还说，有一次，毛泽东在散步时，偶然遇见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诉说了“八司马”之冤。毛泽东令田家英细查。不久，毛泽东为“八司马”平反，戚本禹便成了中南海受人注意的人物。
戚本禹向来喜欢历史，业余钻研历史。戚本禹真正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他在1963年第四期《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向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等发起挑战。于是双方在《光明日报》上展开论战。毛泽东看后，赞扬了戚本禹。据戚本禹说，毛泽东并在一张刊有他的文章的报纸空白处批曰：“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戚本禹也因此在史学界一举成名。
于是，戚本禹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编辑，后来成为历史组组长。
在田家英遭贬、自杀之后，戚本禹取而代之，一度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虽然“王、关、戚”依次，戚排在最末，实际上戚当时最接近毛泽东，手中的实权远远超过王与关。
1967年4月1日，他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开了猛烈的一炮。刘少奇曾风闻戚本禹要就影片《清宫秘史》发难，于1967年3月28日给毛泽东写信，阐述自己对于影片《清宫秘史》的看法。戚仍执意发表那篇文章。戚本禹的文章，成为公开声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信号弹。
这四支笔杆，各有各的“登龙术”：王力替林彪捉刀，关锋批杨献珍起家，戚本禹攻刘少奇夺取“头功”，姚文元则是以评《海瑞罢官》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笔杆子们之间，有过你呼我应：在批《海瑞罢官》时，关锋和戚本禹曾一起专程来沪，跟张春桥、姚文元密商[4]。不久，关锋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戚本禹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跟姚文元南北配合，围剿吴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