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要整倒她的一个个怨敌、私敌，更着力于打倒她的一个个政敌。
一个明显的讯号，从江青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发出。
江青说道：“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江青在这里没有提及陶铸。这不是疏忽，也并不意味着陶铸包括在“其他同志”之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陶铸名列第四，在陈伯达、康生之前，怎会“疏忽”了他？何况，陶铸是分工管文艺工作的常委。
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铸的讯号！
江青本来是看中陶铸的，以为“陶铸厉害”，要用陶铸压住邓小平。不过，没多久，江青就发现，陶铸是“保皇派”，他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也保王任重。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武汉的造反派却要打倒他，说他是湖北的“走资派”。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转眼到了12月底，1966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5]
陶铸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汉造反派的围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体又不好。陶铸想给王任重解围，便写报告给毛泽东，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治病。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联席会议。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6]
毛泽东一席话，那一阵密集的批判排炮，似乎烟消云散了。
陶铸舒心地笑了。
可是，云眼中露出的一缕阳光飞快地过去，滚滚乌云密布苍穹。
几天之后——1967年1月4日晚9点，夜色浓重的北京街头，忽地爆发出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呼喊声！
■ 陶铸（左一）与毛泽东在一起（孟昭瑞 摄）
原来，“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康生齐上阵。
江青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陈伯达、康生也发表了反陶演讲。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小组’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曾志这样回忆：“（1月5日）凌晨2点多钟，总理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指陶铸在12月30日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发火。——引者注），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的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大好。也就再没有讲什么了。’”
“文革”是怪事层出的岁月。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