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党政大权落入张春桥手中之后，张春桥的目光便转向北京。野心勃勃的他，觊觎着中央党政大权。
2月12日上午，一架银色的专机从上海起飞。机舱里坐着一身绿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自从毛泽东在“文革”中脱下中山装、穿上军装，他们也马上效仿了。此刻，他俩的脸上漾着微笑——“一月革命”的胜利微笑。
专机刚刚降落在北京机场，红旗牌轿车便载着他们直奔钓鱼台——那里，已成为“中央文革”的领地。江青已在那里等候他俩的到来。
当天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便坐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向最高领袖汇报“一月革命”的“盛况”。
张春桥身上那“一·二八”冷汗早已干了。他，得志又得意，今非昔比了。
就在张春桥回到北京的第四天——2月16日，他又在怀仁堂挑起一场大论战。
坐落在中南海之畔的怀仁堂，原本是清朝所建的“仪鸾殿”。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此召开，使怀仁堂著名于世。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在此召开。这里的气氛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一直是和谐、欢悦的。
2月16日下午3时，一辆辆红旗牌轿车接连驶往怀仁堂。周恩来在这里召集中央碰头会，不料却爆发了一场唇枪舌剑之战。
最初的火星，是这样碰撞产生的：当张春桥刚从轿车里钻出来，另一辆红旗牌轿车来到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大谭”。
“大谭”、“小谭”曾闻名于华东。“大谭”即谭震林，“小谭”乃谭启龙。谭震林是张春桥的老上级，解放初，当张春桥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时候，谭震林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尽管成了“新贵”之后，张春桥再也不把谭震林放在眼里，而在“大谭”看来，张春桥还只是张春桥罢了。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见到张春桥，头一句话便使张春桥不快。
陈丕显是谭震林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友。谭震林知道毛泽东批准的进京省、市委书记的名单中有陈丕显，理所当然地这么问张春桥。
张春桥呢？他的“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就在于打倒了陈丕显。他傲然回答了谭震林的问话：“他来不了，群众不答应呀！”
谭震林一听，反驳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冷笑：“党组织？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大谭”报以讥笑：“喔，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张春桥眼睛一翻，气嘟嘟地管自走进会场。
周恩来刚刚宣布会议开始，谭震林就第一个发言：“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的目光逼视着坐在斜对面的张春桥。
张春桥重弹老调：“群众不答应嘛！”
谭震林再也忍耐不住了，霍地站了起来，当着众人面前，痛斥张春桥：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你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这边，谭震林的两侧坐着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余秋里。
那边，张春桥的两侧坐着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姚文元、王力。本来，这样的场合，江青是必定要出马的。但是，就在前些天，江青“批判”陶铸时，讲了一些出格的话，毛泽东批评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她一生气，说自己“生病”了。
两军对垒，阵线竟是那样的分明。
谭震林说罢，一肚子气，走过去穿衣服，看样子要走。他手中拿着大衣，指着对面的那一帮子人说道：“就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
这时候，周恩来站了起来，劝住“大谭”，拿下他手中大衣。
陈毅也站了起来说：“不要走，要在这儿斗争！”
谭震林一听，回过身来，又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大声地说：“陈老总，我不走！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儿也不走！”
这时，陈毅怒火中烧，放炮了：“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有许多老干部挨整。‘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过整吗？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现在，不能再重复这些错误！”
陈毅的话，直刺对面那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康生。康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陈老总快人快语，继续放炮：“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张春桥的脸，像冻住了一般，毫无表情，唯有他的眼珠在转动。谁“放炮”，他的眼珠子就朝谁瞪。他竭力用脑子记住对方的每一句话，他并不马上“回击”。他一言不发，他有充分的“涵养”。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之后，他曾主动“邀请”一批历史学家开座谈会，“虚心”地“征求意见”。历史学家们指着他鼻子痛骂，他也毫不动气。他向来的策略是“后发制人”。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王力，则仿佛成了记录员似的，两支笔在本子上刷刷地记着，记下对面射来的每一发“炮弹”。
在陈毅猛烈地放了一通炮之后，叶剑英说话了：“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也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呢？”
李先念上阵了。他往日讲话总是那样不紧不慢，此刻他的语气显得急促：“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
听到这里，谭震林又激动起来，他大声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我连哭都没有地方哭！在办公室里，跟前有秘书；回去到家里，跟前有孩子。我只能背地里流泪！”
李先念深有同感，说道：“我也哭过三次！”
这时，坐在对面的谢富治，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道：“不要从个人出发嘛，要从全局出发。”
听了谢富治这话，谭震林猛然又站了起来，怒目圆睁，缓缓地说，每一个字都重千钧：“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场由张春桥引起的中央碰头会上的大论战，便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张春桥果真“后发制人”。当天夜里，他和姚文元、王力一起，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在那里一起核对了笔记，由王力连夜写出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
第二天，在江青的安排下，张春桥手持那份记录，和姚文元、王力一起到毛泽东那里，告老帅们的状。张春桥知道，只有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才能压得住那班老帅、老将军、老干部。
江青没有去，张春桥领着头。毛泽东抽着烟，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张春桥那添油加醋的汇报。毛泽东毕竟熟知他的老战友们的脾气，只是听着，并没有说什么话。
但是，当张春桥汇报到谭震林拿起大衣要走的时候，毛泽东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了一句话：“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姚文元和王力，又一次充当记录员。他俩立即记下这句“最高指示”。
当张春桥提及陈毅批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深深地激怒了。
两支笔沙沙的同时记下另一段“最高指示”：“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坐在红旗牌轿车宽敞而舒适的座位上，得意地笑了。他马上要成为“最新最高指示”的发布官。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别说陈丕显不在话下，那谭震林、陈毅也马上被赶入打倒之列。
也就在这一天——2月17日，当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等谈话的时候，谭震林在奋笔疾书。“大谭”忧民忧国如焚，把心中的积愤倾注于纸上。当时，“大谭”尚不识林彪的真面目，把一封长信写给了此人：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了，戴了高帽，坐了气机（指“喷气式飞机”，比喻挨斗时低头、弯腰、双臂后曲的样子。——引者注），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要斗下去，拼下去。
在谭震林的信中，还有一段直接谴责江青的话：
他们不听毛泽东的指示，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毛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这里的“武则天”，指的便是江青。
直言不讳，“大谭”的信充分显示了他磊落耿直的性格。
他没想到，林彪跟江青坐在一条板凳上！
林彪收到谭震林的信，写下一段批示：“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谭震林的信，被林彪转送给毛泽东。
2月18日深夜，毛泽东紧急召见了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毛泽东请来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叶群也在座。
这天夜里，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当面批评了自己的老战友李、陈、叶。康生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当时的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威，他的这次“震怒”，成为转折点。
从此，老帅、老将军、老干部们的“二月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
“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箩”大的字，写在纸上，贴满了北京城。
2月2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露面。那话里充满着得意。下面是当时传单上所印的张春桥讲话记录稿：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们是12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鼓掌，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有一张大字报问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了呢？那我现在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的。（掌声）
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同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群众呼喊，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实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每一次谈话的时间都是很长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话，他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知道，主席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感到光荣，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去的，我们代表在座的同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掌声。众呼，毛主席最坚决地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此时的张春桥，已在扮演“钦差大臣”的角色。他借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抬高了自己，保护了自己。他的头上，已经戴着金灿灿的光圈，成为上海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反“二月逆流”的大轰大嗡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刷掉了好几个，中央政治局陷于瘫痪。
姚文元兴高采烈，居然“诗兴”大发，在1967年3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
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群众起来了，很高兴。感而赋诗一首。
贺反“二月逆流”胜利
画皮恶魔现原形，红日喷薄夜气沉。 敢横冷眼驱白虎，岂畏热血洒黄尘！ 雄文四卷擎天柱，人民七亿镇地金。 大海自有飞龙起，跳梁小丑岂足论。
字里行间，姚文元咬牙切齿之声可闻。
1967年，是张春桥直线上升的一年。
在掀起全国性的“批判二月逆流”的高潮之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1人之中，倒掉了6人，即陶铸、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只剩下5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也被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只是规定，“中央文革”成员列席政治局会议。这时，列席者居然代替了出席者！于是，在中共党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怪事：一个在党章上都查不到的“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政治局、书记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一下子成为地位显赫的人物。从那以后，中央文件均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者并列的形式发出。“中央文革”权重一时。
也就在这一年，“中央文革小组”中的三员大将也倒了——王力、关锋、戚本禹。因为毛泽东批评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是大毒草，“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动口号。三个秀才成了炮制这一口号的林彪、江青的替罪羊。这下子，“中央文革小组”只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人。张春桥大权在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