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24日凌晨3时，凛冽的寒风在成都街头奔突，一群不速之客坐着吉普车，忽地在永兴巷七号的大门前“嘎”的一声刹住。
这群不速之客来自北京。他们跟门口的卫兵吵着，硬要冲进大门。
秘书綦魁英闻声披衣出来，挡不住这批蛮横无理的红卫兵，反而遭到拳打脚踢。
一个瘦削的老人从内屋出来，还没有问清怎么回事，就被北京红卫兵团团围住。他们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正是为了抓捕这个老人——彭德怀！
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销声匿迹，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彭德怀就是海瑞”，一下子把彭德怀推到了斗争的旋涡之中！
江青，不仅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而且还要把活“海瑞”——彭德怀，斗个落花流水！
彭德怀下了庐山之后，被撤国防部长之职。彭德怀给毛泽东去信，要求下放劳动。
毛泽东于1959年9月9日批示：“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7]
不久，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远离北京市区的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
从此，彭德怀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但毛泽东仍保留彭德怀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度过六个春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罕见的长信，长达八万字。
1965年9月22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长信，翌日便会见了他。
彭德怀当天便根据自己的记忆，追记了毛泽东和他的谈话：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8]
就这样，彭德怀赴西南走马上任。这表明，毛泽东已在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不料，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打乱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的脚下响起了炸雷！
就在《“五·一六”通知》下达整整一个月——1966年6月16日，戚本禹、关锋就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信，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彭德怀：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
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渡，是不行的。
这“断然行动”，在半年之后，终于以突然袭击之举实行了。
那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是由江青通过戚本禹秘密派遣的。
自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1966年5月29日首先发起“红卫兵”，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支持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之中，出现了“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说她已45岁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
1966年12月20日，戚本禹给20岁的韩爱晶打了电话：“现在开展文化革命越来越深入，海瑞一直没有批判，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进行批判。”
韩爱晶一愣，海瑞是明朝人，怎么个“弄回来进行批判”？
戚本禹进行了“注释”，说道：“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 陈伯达（左）与“红卫兵领袖”韩爱晶（右）
韩爱晶茅塞顿开。来自“中央文革小组”的特别使命，让“天派”红卫兵异常兴奋。那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号称“天派”（“航空”在天），在北京颇有影响。韩爱晶派出最能干的部将，组成“特遣小队”，扑向大西南，扑向成都。
不料，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人抢走了！
是谁抢走彭德怀呢？
是“地派”！
所谓“地派”，亦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他们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来“揪海瑞”！
那是江青直接给他们打了电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江青给“地派”红卫兵打电话是在戚本禹给“天派”红卫兵打电话之前约一个月。“地派”红卫兵早已到达成都。无奈，他们跟成都军区的关系没搞好，未能弄清彭德怀在哪里。
“天派”红卫兵显然更为“能干”，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况，一下子抓住了彭德怀。“地派”红卫兵闻讯，岂肯让“天派”红卫兵抢了头功！立即从“天派”那里夺走了彭德怀。
“天派”又反过来袭击“地派”，要重新夺回彭德怀。正在争执之际，“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不要闹纠纷，可以一起搞。”
于是，彭德怀被交给了“天派”红卫兵。
来自大西南的凶讯，迅速被周恩来获知。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周恩来致电西南建委、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及北航“红旗”：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9]
就这样，彭德怀在12月25日晚离开成都，上了一节软卧车厢，由成都部队和北京红卫兵共同护送。
到了北京，正当北京卫戍部队根据周恩来指示前来迎接时，一大群红卫兵却根据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涌上软卧车厢，前去劫走彭德怀！
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江青、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卫戍区、“天派”和“地派”红卫兵共管彭德怀。
江青庆幸自己的“胜利”，她表扬了戚本禹：“现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个聪明人，指挥有方，等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我们也要评功论赏，封你将军，封你元帅！”
从此，戚本禹得一诨号，曰“戚大帅”。
1979年，戚本禹在受审时曾写下笔供：“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本来，彭德怀一到北京，戚本禹就准备煽动红卫兵斗争他的。1966年12月26日，戚本禹致信江青：“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1、2日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由于周恩来的干涉，保护了彭德怀，红卫兵未能公开批斗他。彭德怀在1967年1月1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应为24日凌晨——引者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应为25日——引者注）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彭德怀此信，显然是向毛泽东报告自己眼下的处境。他已预感到难逃劫难，所以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
彭德怀回京后，由于有中央警卫部队守卫，红卫兵不能把他拉出去斗，但是不断纠缠他，审问他。
1967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月3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红卫兵要彭德怀写“认罪读后感”。
■ “造反组织”连续揪斗彭德怀
彭德怀答曰：“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
红卫兵逼着要彭德怀写，彭德怀无奈，只得提起笔来。他干脆写了一封给姚文元的信：“姚：读3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一连两个“如果”，彭德怀反话正说，挖苦了这位《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左派”！
江青日益得势，彭德怀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江青通过那个“戚大帅”，在1967年7月12日，给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下达了“战斗任务”：“你们要彭德怀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7月18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作了一番“战斗动员”：“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应。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双脚。”
对彭德怀的批斗立即升级了。这升级，是升到了拳打脚踢的“级别”！
彭德怀，这位元帅在7月19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戍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小组”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7月19日至20日的《监护情况》如下：
“自19日参加批斗会后，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
“今天（20日）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经受这样的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这位昔日威震疆场的彭大将军，在1973年春末患上直肠癌。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含恨死于狱中，终年76岁。
如果不是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把海瑞等同于彭德怀，如果不是“文革”，彭德怀不至于死得那么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