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笔并存”的日子，维持不了多久。1967年酷夏来临，“文革”的热度也继续上升，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头脑发热中一起倒台，只剩下姚文元一支秃笔。
那是在7月13日晚，毛泽东带着杨成武、余立金登上火车，离开了北京，开始为时两个月的漫长旅行。他巡视大江南北，调查了湖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副统帅”林彪坐镇北京，运筹帷幄，殚精竭虑，着手部署“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
第一战役是打倒“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经实现了；
第二战役是打倒“刘邓司令部”，已经实现了；
第三战役是借助于批判“二月逆流”，扫掉一批老帅老将。
须知，林彪虽然名列元帅，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有十个，他只是十帅之一。除了彭德怀早已扫除之外（1959年，他取彭德怀而代之，当上国防部长），尚有八帅。林彪以为只有打倒这八个老帅及其手下一批将军，才能巩固他的“副统帅”的地位。
2月，天赐良机，在北京京西宾馆，老帅老将们当面斥责“文革派”人物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被江青等诬为“二月逆流”。林彪想乘机下手，除去军内对手。可惜，毛泽东不允，林彪只得罢休。
7月中旬，武汉两大派严重对立，一场大规模武斗迫在眉睫。谢富治和王力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于14日匆匆从重庆赶到武汉。王力虽然不过是一名“组员”，却自视甚高，仿佛钦差大臣、最高裁判。王力本该调解两大派的矛盾，而他却支一派，打一派。武汉部队的一些干部、战士同情受压的“百万雄师”派，于7月20日抓了王力，批斗了一番。消息传出，全国轰动。
江青闻讯大怒：岂可如此无视“中央文革小组”。
当王力终于“脱险”飞回北京，江青动员了20万人去机场欢迎，然后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大会。江青把怒火转向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一时间，“打倒陈再道”、“绞死陈再道”的大字标语贴满全国城乡。
林彪微笑了，又是天赐良机！林彪借题发挥，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以此开展他的“第三战役”。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军队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要借助于这一口号，清洗军内一大批政敌。
■ “文革”期间《红旗》杂志编委林杰的近照（叶永烈 摄）
康生、江青、陈伯达当即赞同林彪的意见。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发表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
这篇社论由林杰[23]执笔。
1988年12月17日下午，我在北京王力家中采访时，适逢林杰在座。林杰为《红旗》编委。我请王力、林杰一起回忆。此外，1988年12月20日我在北京林杰家中采访了林杰的夫人。2001年6月1日我在北京林杰新居里与他长谈。
我问起社论的起草经过。林杰说，“最初决定社论由《红旗》社论评论小组成员卢之超起草。卢起草后给我看，我不大满意，转给关锋看，他看了觉得不行。他叫我负责起草。”
当时关锋是《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主持工作。那时，关锋找林杰谈话。关锋说，“八一”建军节快到了，《红旗》杂志要发篇社论，由你起草。这篇社论，要强调毛主席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社论可以点彭德怀、罗瑞卿的名。
我问，关锋有没有要你写“揪军内一小撮”？
林杰回答说，没有。
林杰起草的社论的题目是《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林杰起草好社论之后，关锋看了，大体上满意。关锋又加了几段。关于“揪军内一小撮”，是关锋在修改社论时加上去的。
林杰说，关锋在修改社论时加上这样一段话：
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我在访问关锋时问他为什么在修改社论时要加上“揪军内一小撮”这一段内容？
关锋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欢迎谢富治、王力的百万人大会上就讲，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从那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成为全国报刊上最常见的政治口号。作为《红旗》杂志庆祝建军节的社论，理所当然要加上“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内容。
社论由关锋审定，再交到总编辑陈伯达手中。本来，社论由陈伯达签发就行了，跟王力无关。王力虽然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平时并不审看社论。
据王力告诉笔者，当时他在武汉事件中被打伤，正住在钓鱼台。
王力说，也真是巧合，社论清样送到时，陈伯达与他正在一起。陈伯达当即读了一遍给王力听。王力没有表示异议。
此文由陈伯达签发，发表了。
林杰说起关于“军内一小撮”的来源，那是当时关锋主持《解放军报》工作，王力、关锋等四人根据林彪1967年1月8日在军委常委会上关于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写了《军报宣传方针》，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军内一小撮”，于1月10日上送“全军文革并林副主席”。林彪批示“完全同意的《军报宣传方针》”。这清楚表明，林彪是同意提“军内一小撮”的。
社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在外地见了，深为震怒。毛泽东当即作了批示：“这是毒草。”
思索了一下，他又用笔大书四个遒劲的大字：“还我长城。”[24]
长城，向来是人民对解放军的赞誉。“揪军内一小撮”、“批带枪的刘邓路线”，是乱军的口号。毛泽东怎不心急似焚？
毛泽东下令追查这篇社论。
在毛泽东追究“揪军内一小撮”时，林彪装聋作哑，江青、康生、陈伯达朝“秀才”们一推了事。王力、关锋、林杰成了替罪羊。
“秀才”们急于补救。林杰回忆说：
虽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与我无关，但社论毕竟是我写的。毛主席批评《红旗》“八一社论”后，我感到有些紧张，便正式问关锋，主席对社论到底怎样批评的。关说，主席说：“揪军内一小撮”必然冲击军队。军队不能乱。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的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员不能指挥军队。“党内一小撮”包括了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另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以后不要再提了。我听了关的传达后，建议再写一篇社论以弥补12期社论的错误。经陈伯达和关锋同意后，我又写了一篇《红旗》社论。遵毛主席指示，不提“揪军内一小撮”，要拥护军队。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解放军不能乱。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的擎天柱，是反抗美帝苏修最可靠的力量。陈伯达审批时，把题目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社论这个提法同“揪军内一小撮”是对立的。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出，次日刊于《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没有公开对《红旗》“八一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作自我批评，更缺乏对“揪军内一小撮”进行深刻批判。没有达到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目的。“八一社论”以中央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影响很大；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批发是关锋与陈伯达的责任。对《红旗》社论进行自我批判，应由陈、关决定。我虽有责任，但无权越俎代庖。
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捕。
当时，一起被追查的还有《红旗》杂志编委林杰。1987年12月21日，已经恢复自由并正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林杰，从中国北方某地给本书作者来信，除寄赠他以笔名发表的新作《王清任的脑髓说及其哲学贡献》之外，还在信中回忆往事：
对于姚家父子，我只知蓬子是叛徒，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那是从鲁迅书中看到的。文元为人，正如你所写的，眼很高，是看天的。我这种人，不在他的眼下。《红旗》发了他交来的几篇文章，是通过关锋给我的。陈伯达对我说，文元的文章，一个标点也不能错。我只有听命照发。从未与之作个别交谈过。虽然当时穆欣曾开玩笑说，我和他是一对：个子高低、年岁都差不多。正是他和陈伯达、戚本禹于1967年8月30日夜2时来《红旗》，宣布将我关起来的。过了一个星期，他发了《评陶铸的两本书》，其中一段关于“五一六”集团两大罪状：反对军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暗指我。从此，我的罪就定了……
在王、关、林写那篇《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时候，姚文元正在上海，和张春桥一起陪同毛泽东巡视上海，未参与社论的写作，幸免于纠葛。
到了1968年初，戚本禹也站不住脚了，终于被江青从“中央文革小组”中“端”了出来。这样，“中央文革小组”的四支秃笔倒了三支。这样，姚文元安然无恙。
当姚文元听说王、关、戚成了阶下囚，又喜又惧：喜的是一下子除去三个劲敌，惧的是日后自己会不会也步王、关、戚的后尘？
从此，姚文元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唯一的“组员”。整个小组只有五名成员：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组员姚文元。
姚文元成了富有政治权威的“大手笔”。他不再写《不要拒绝李白游秦岭》，不再写《算命摊旁的杂感》，不再写《折卖行中的声音》，不再写《狗丢，你真是好样的！》。他不再一年发几十篇“千字文”了。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登一整版、几大版；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登两报一刊，全国各报一律全文转载；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成为全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政治学习文件”。
1967年，他洋洋洒洒地发表了新的“两评”：
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他声言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历史”。其实，这恰恰是姚文元的精确的自我写照；
他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称陶铸为“南霸天”，具有“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兼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其实，姚文元又如同“猴子上天平——自称自”。
■ 成为“中央首长”的姚文元
仔细研读姚文元的“四评”，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相关定律”：随着姚文元的身份逐步升级，他所“评”的对象也在逐步升级，从吴晗，而邓拓，而周扬，而陶铸。
随着姚文元的身份逐步升级，成为“中央首长”，他的文章少了，话却多了。
本来，他有着“结巴”的“后遗症”，何况老是戒不掉口头语“正是这样”，因此，他总是以笔代言，不大在群众场合讲话。
无奈，他成了“中央首长”之后，而领导“文革”的“新潮流”便是“中央首长讲话”，他不得不向打着各种各样旗号的各省各市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即席讲话。“接见”刚一结束，各式各样的油印机便开动起来，《中央首长姚文元讲话》风靡全国。
笔者翻阅着几十册厚厚的《中央首长讲话选》，读着一篇又一篇的姚文元讲话记录稿。其中一篇姚文元和江青等接见“浙江省革委会”张永生、杜英信的讲话纪要，颇能反映姚文元当时的形象。他，早已不是第一次走进张春桥家中那种战战兢兢的样子了，居然跟江青像唱双簧一般，江青说几句，姚文元便插一句，处处“紧跟”。
以下是当年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的传达记录：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时间：1968年5月19日9时20分至20日凌晨1时整。
当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进福建厅时，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萧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引者注）同志热情地与我们握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萧力同志非常非常关心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们十分亲切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给我们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浙江美术学院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情况时，江青同志说：“潘天寿的画很阴暗，我是不欣赏的！画的秃鹰真难看，又阴暗、又丑。”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画很阴暗，与他搞特务有关。潘天寿喜欢画的秃鹰，是特务的化身！”（在这里，姚文元充分显示了棍子的本色。——引者注）
江青同志又说：“前几年，潘天寿的画，你们杭州怎么捧得那么高？画的卖价很贵。齐白石也一样，是个老财迷，可坏啦！”
姚文元同志补充说：“黄胄这个人也很坏。”（在那种年月，姚文元这样说一句话，便意味着“中央首长点了黄胄的名”，给黄胄带来一场大灾难。——引者注）
我们要求江青同志给我们革命委员会作指示，江青同志说：“不要我指示了，你们是革命委员会嘛！”
姚文元同志插话：“革命委员会就是搞革命嘛！你们去干嘛！”
当我们汇报到浙江戏剧界的情况时，江青同志说：“浙江有个问题，旧的剧种都有问题。绍兴大班武功基础好，样板戏是否可以移植？”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移植是很艰苦的改造工作。”
江青同志：“越剧要改造。越剧是资产阶级的。越剧音乐很消沉。女人演男人，是六十年代的怪现象，讨厌透了！”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男人演女人，女人演男人，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从此全部结束了！”
汪青同志说：“你们浙江演古戏、鬼戏，演到出奇的程度，甚至棺材里出僵尸鬼。还有《庵堂认母》到处都演。”
姚文元插话：“那时还美其名曰‘抢救遗产’。”
当我们汇报到胡乔木到杭州活动时，江青同志说：“胡乔木还与陈冰搞了一个‘辛文兵’！”
姚文元同志插话：“胡乔木到杭州去了好几次！”
当我们汇报浙江省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姚文元同志说：“浙江复杂！”江青同志说：“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嘛！”
凌晨一时，接见结束了。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萧力同志一直亲切地把我们送到大厅门外，握手告别。
我们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说：“谢谢同志们！”
姚文元同志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
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革命青年和浙江三千一百万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鼓舞！
这次接见，是37岁的“中央首长”姚文元在他的同乡们面前的精彩亮相。
江青和姚文元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一搭一档，如影随形。真的，江青的那句话，是出自内心的：“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一次又一次的接见，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姚文元讲话记录。以上只是其中的一次。虽说是“管窥一斑”，倒也可见全豹之貌。
三个多月之后——1968年8月25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大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从此，“文化大革命”揭开新的一页：成千上万名工人穿着蓝色劳动布工作服，戴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袖章，步入“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这一回，不再是“评”，不再是“批”，姚文元的笔杆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他狐假虎威，威风显赫，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震动着中国！
尽管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的单行本免费地发给每一个公职人员，但为了显示他今日的炫目光彩，姚文元还是不忘当年整过他的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喜欢写长句的他，在一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上题词：“赠给现在仍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的卢湾区委的同志们并向你们问好！姚文元。”
[1]从1988年11月3日起，叶永烈采访王力达十多次。
[2]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关锋。
[3]1988年8月2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戚本禹。
[4]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关锋。
[5]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8]《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289页。
[9]据马辂、佩璞、马泰泉：《国防部长浮沉记》，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10]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1980年12月5、6、8日《工人日报》。
[11]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页。
[13]引自《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所载、经周恩来生前亲自编定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
[14]《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5]《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6]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17]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1983年第5辑。
[18]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1983年第5辑。
[19]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1983年第5辑。
[20]叶永烈：《1969—1972：陈云在江西》，《知音》1992年第3期。
[21]爱泼斯坦：《宋庆龄》，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1页。
[22]1986年4月17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常溪萍夫人陈波浪。
[23]本书初版误为关锋。
[24]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在当时流传甚广，但是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却无记载。或是当时误传，或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未收，尚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