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的红卫兵”夜半敲门
子夜，万籁俱寂。上海淮海中路的武康大楼三楼三室，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谁呀？”保姆披衣起床，问道。
“开门！”命令式的男声。
“你是谁？”保姆又问了一句。
“开门！”毫无商量余地的命令口吻。
保姆刚把房门开了一条缝，一群凶神似的男女就拥了进来，约莫十几个人。一律便衣，男青年居多。进屋之后，立即把房门反锁。
时间：1966年10月8日午夜。
地点：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寓中。
郑君里和夫人黄晨[1]都被惊醒。一人看管一个，郑家的人都失去了行动自由。
没有任何证明，没有说明来者是什么单位。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他们拉上窗帘之后，就动手抄家了。
一个年纪稍大的男人，端坐在沙发上，用眼神指挥着。看得出，他是头头。
年轻人打开郑家所有的箱、柜、抽屉。看得出，这是一批训练有素的人物，语言不多，动作熟练；把每一本书卷曲，用大拇指指甲按着书页，迅速地逐页翻卷过去，查一下书中是否夹着纸头；每一本线装的书，都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片挑开，查看折页之中是否夹着什么。
他们带来好几个米色拉链包，凡是写有文字的纸头，尤其是信件，全被装进包里。就连黄晨的工作笔记，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之类，也都囊括一空。
直到清晨6点，头头说声“走”，这群人呼啦一下子就撤了。
郑君里和黄晨赶紧来到阳台，朝下俯瞰：只见那些人三三两两分头而走，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郑君里觉得这群人来得蹊跷，去得突兀，当即打电话给单位——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原海燕电影制片厂）。
“红旗电影造反兵团”的头头异常震惊：赵丹刚刚来过电话，说昨夜一伙来历不明的“红卫兵”闯入上海湖南路八号三楼他的家中，一直抄至清早才走。不抄财物，唯抄信件、笔记、日记、画报之类。
紧接着，顾而已和陈鲤庭两家，也打电话向“东方红电影制片厂”（原天马电影制片厂）告急。顾而已和陈鲤庭都是“电影老人”。顾而已导演过《小二黑结婚》、《燎原》、《槐荫记》等电影，还主演过许多影片；陈鲤庭导演了《丽人行》、《结婚进行曲》等影片，写了电影剧本《鲁迅传》等。
在上海坐镇的张春桥的妻子文静，马上接到来自电影界的密报。
很快地，她又获知，著名京剧演员童芷苓昨夜也遭突然抄家。
同时行动，同样手法，抄了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五家，显然有来头。
然而，文静居然事先不知道，事后也未接到抄家者的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了第99期《文化大革命动态》，刊载《郑君里、黄宗英、童芷苓等家中被不知名的红卫兵搜去内部材料》。
这“不知名的红卫兵”究竟来自何方？受谁指使？
文静急告当时正在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
张春桥、姚文元也愕然，不知何方神仙突然插手上海。
文静1977年2月28日这样回忆蹊跷的“抄家事件”：“1966年10月8日晚赵丹、郑君里等人家被抄，我们认为事关重大，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张、姚未回信，仅叫警卫员带口信说，你们不要管了。”
文静答复电影界、京剧团的造反派：“不要管了！”
“夜半鬼敲门”，这“鬼”来自何方？五位被抄家的上海文艺界著名人士，如同蒙在鼓中。
1969年4月23日，受尽凌辱的郑君里，死于危难之世。
一年之后，1970年6月18日，顾而已也饮恨而逝。
他俩至死不知那次神秘抄家的主谋是谁。
直到1976年10月，笼罩着中国大地的阴霾之气一扫而光，那个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主谋落入人民的法网。
“十八”抄家案被列为“国案”进行审查，这才终于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