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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七”追抄一封信

一位军人领着我,漫步在上海市区一条幽静的马路,走进一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门。

像绿绒地毯般的草地,整洁的水泥路,一幢幢小巧玲珑的两层洋房。

这儿是空军招待所——巨鹿路869号。

军人指着一幢小楼对我说,1971年3月22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就是在那儿跟“联合舰队”的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一起开秘密会议,写出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军人又指了指另一幢小楼说道,当年“十八”抄家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通宵坐镇指挥的,便是江腾蛟。

江腾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1981年进行公审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之一。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20年,江腾蛟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这个县出生了223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改名红安县。江腾蛟本是这223名之一,然而,后来他却成了将军中的败类。1971年9月8日,当林彪下达发动武装政变的手谕,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江腾蛟担任了上海地区第一线指挥。江腾蛟得意地斟满一杯酒,对“三国四方”——上海的王维国、杭州的陈励耘、南京的周建平和从北京秘密来沪的林立果狂笑道: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

江腾蛟成为林彪的心腹,代号“歼七”。

江腾蛟的形象,那挺直的腰板像军人,而戴上那副黑框眼镜则像文人。他多年在上海空军担任领导,家住离巨鹿路不远的高邮路。他把女儿送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他已是个“老上海”了。

1964年,他出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此后不久,林彪之妻叶群来到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四清”蹲点,亲手树起那个闻名全国的“活学活用”标兵——不识字的社员顾阿桃。江腾蛟侍奉叶群左右,忠心耿耿,被叶群看中了。以致当“文革”锣鼓敲响之后,林彪唯恐子女在北京不安全,秘密地派人把儿子林立果、女儿林豆豆送到上海,交给江腾蛟,如此推心置腹,江腾蛟已死心塌地为林彪卖命了。

1966年10月初,已是南京部队空军政委兼7341部队第一政委的江腾蛟,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长途电话,说有“重要任务”,当即秘密来京。

夜色苍茫。一辆轿车直奔钓鱼台16号楼。车上坐着吴法宪和江腾蛟。他们刚刚进楼,叶群已坐在那里等他了。

没有寒暄,叶群开门见山:“江政委,请你来京,为的是要在上海执行一项绝密任务。”

一种特殊的信任感,使江腾蛟不由得挺直胸膛,大声地说:“我一定尽力去办!”

叶群马上压低了声音,悄然在江腾蛟耳边说道:“是这样的,这项任务是江青同志前几天交办的。考虑到部队执行任务的保密性好,所以尽管这项任务跟空军业务无关,我还是考虑让你执行。任务并不太复杂。江青同志说,她有一封信,落到了上海的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中。你设法把这封信追回来,但不要惊动别人……”

原来,就这么一桩小事,江腾蛟不由得感到轻松起来。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光是抄郑君里一家,目标太暴露了。能不能同时再抄几家?”

叶群不由得拊掌而笑,她也早已虑及这一点,只是故意不说出来。果真,精明的江腾蛟,也想到了这一步棋,跟叶群不谋而合。

于是,增加了四家,以便遮人耳目——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江青曾说起,这些人也知道她在30年代的一些底细。

世上曾有过“陪斩”。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发明了“陪抄”。

为了绝对保密,叶群给这五家取了代号“老大”——郑君里;“老二”——赵丹;“老三”——陈鲤庭;“老四”——童芷苓;“老五”——顾而已。

抄家的主要目标是“老大”。其余“陪抄”的四家,估计也有“防扩散材料”。

叶群叮嘱江腾蛟道:“把信件、日记本、笔记本、画报,凡是文字材料,统统抄回来。然后,你亲自押送到北京,交给我。直来直去,不要让任何人插手。”

江腾蛟不敢怠慢,唯唯领命。

翌日,江腾蛟就神秘地飞回上海。

后来,1980年12月9日上午,江腾蛟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如下供认:

“1966年10月初,吴法宪打电话叫我来北京,还说叫我保密。我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吴法宪让我上他的车一同去钓鱼台见叶群,……叶对我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这封信在哪个人手上不清楚,你可以回去组织一些人冒充红卫兵搜查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等统统都拿来。叶群说要绝对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