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军人领着我，漫步在上海市区一条幽静的马路，走进一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门。
像绿绒地毯般的草地，整洁的水泥路，一幢幢小巧玲珑的两层洋房。
这儿是空军招待所——巨鹿路869号。
军人指着一幢小楼对我说，1971年3月22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就是在那儿跟“联合舰队”的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一起开秘密会议，写出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军人又指了指另一幢小楼说道，当年“十八”抄家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通宵坐镇指挥的，便是江腾蛟。
江腾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1981年进行公审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之一。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20年，江腾蛟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这个县出生了223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改名红安县。江腾蛟本是这223名之一，然而，后来他却成了将军中的败类。1971年9月8日，当林彪下达发动武装政变的手谕，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江腾蛟担任了上海地区第一线指挥。江腾蛟得意地斟满一杯酒，对“三国四方”——上海的王维国、杭州的陈励耘、南京的周建平和从北京秘密来沪的林立果狂笑道：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
江腾蛟成为林彪的心腹，代号“歼七”。
江腾蛟的形象，那挺直的腰板像军人，而戴上那副黑框眼镜则像文人。他多年在上海空军担任领导，家住离巨鹿路不远的高邮路。他把女儿送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他已是个“老上海”了。
1964年，他出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此后不久，林彪之妻叶群来到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四清”蹲点，亲手树起那个闻名全国的“活学活用”标兵——不识字的社员顾阿桃。江腾蛟侍奉叶群左右，忠心耿耿，被叶群看中了。以致当“文革”锣鼓敲响之后，林彪唯恐子女在北京不安全，秘密地派人把儿子林立果、女儿林豆豆送到上海，交给江腾蛟，如此推心置腹，江腾蛟已死心塌地为林彪卖命了。
1966年10月初，已是南京部队空军政委兼7341部队第一政委的江腾蛟，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长途电话，说有“重要任务”，当即秘密来京。
夜色苍茫。一辆轿车直奔钓鱼台16号楼。车上坐着吴法宪和江腾蛟。他们刚刚进楼，叶群已坐在那里等他了。
没有寒暄，叶群开门见山：“江政委，请你来京，为的是要在上海执行一项绝密任务。”
一种特殊的信任感，使江腾蛟不由得挺直胸膛，大声地说：“我一定尽力去办！”
叶群马上压低了声音，悄然在江腾蛟耳边说道：“是这样的，这项任务是江青同志前几天交办的。考虑到部队执行任务的保密性好，所以尽管这项任务跟空军业务无关，我还是考虑让你执行。任务并不太复杂。江青同志说，她有一封信，落到了上海的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中。你设法把这封信追回来，但不要惊动别人……”
原来，就这么一桩小事，江腾蛟不由得感到轻松起来。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光是抄郑君里一家，目标太暴露了。能不能同时再抄几家？”
叶群不由得拊掌而笑，她也早已虑及这一点，只是故意不说出来。果真，精明的江腾蛟，也想到了这一步棋，跟叶群不谋而合。
于是，增加了四家，以便遮人耳目——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江青曾说起，这些人也知道她在30年代的一些底细。
世上曾有过“陪斩”。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发明了“陪抄”。
为了绝对保密，叶群给这五家取了代号“老大”——郑君里；“老二”——赵丹；“老三”——陈鲤庭；“老四”——童芷苓；“老五”——顾而已。
抄家的主要目标是“老大”。其余“陪抄”的四家，估计也有“防扩散材料”。
叶群叮嘱江腾蛟道：“把信件、日记本、笔记本、画报，凡是文字材料，统统抄回来。然后，你亲自押送到北京，交给我。直来直去，不要让任何人插手。”
江腾蛟不敢怠慢，唯唯领命。
翌日，江腾蛟就神秘地飞回上海。
后来，1980年12月9日上午，江腾蛟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如下供认：
“1966年10月初，吴法宪打电话叫我来北京，还说叫我保密。我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吴法宪让我上他的车一同去钓鱼台见叶群，……叶对我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这封信在哪个人手上不清楚，你可以回去组织一些人冒充红卫兵搜查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等统统都拿来。叶群说要绝对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