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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的厄运

江青一直没有忘记许建国。在“文革”浪潮中,许建国遭殃了。

新中国成立后,许建国历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市委书记,上海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

1954年11月,许建国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

1958年下半年,根据陈毅的建议,中央决定调许建国到外交部工作。

1959至1964年,许建国出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1965年起,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1966年5月,许建国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中国进行访问之后,就留在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的时候,点了许建国的名(许建国曾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市委书记),称许建国是“特务”、“叛徒”,并说许建国在暗中整了她许多年。

江青一声令下,外交部造反派就对许建国实行“隔离审查”,并成立了“许建国专案调查组”,对许建国进行内查外调。

1968年3月11日,许建国被关进秦城监狱,关押达七年之久……

许建国得罪江青,不仅仅是当年江青在许建国手下当“网员”的时候,曾经受到许建国的严厉批评。使江青记恨在心的是,在江青要与毛泽东结婚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就此事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意见,许建国明确表示反对。

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许建国从晋察冀回到了延安主持审干工作,住在边区党校一部。尽管江青已经是毛泽东夫人,也受到审查。江青求助于许建国:

有一天,很久不见的江青突然来找他,还带来了两条烟、两瓶酒。寒暄了几句之后,江青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正题:“老领导,现在你主持整风审干工作,所以我专门来找你,想请你当我的历史证明人。”许建国一听当即说:“关于你在我这儿工作的一段,我可以负责证明,至于过去的历史,你就要再找有关的人证明了。”江青忙又说:“哎呀,老领导,你全部给我证明了算了,反正我过去的历史你都了解。”许建国很严肃地说:“了解只能是了解,了解的情况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排除有重大的错误,对于你在上海的那一段历史,我确实无法当你的证明人,如果我当了,这就违背了组织实事求是的要求和原则。”[12]

许建国当面拒绝了江青的请求,使江青十分难堪。

新中国成立后,许建国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无意之中,又“冒犯”了江青。

那是1953年春,许建国到北京去开会。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单独召见了他。毛泽东依然叫他本名杜理卿,说道:“你是上海市的公安局长,回去之后请你把这些东西带给子珍,以后多多照顾一下。”当时,贺子珍住在上海。说完,毛泽东拿了一些钱和物品交给许建国。

不言而喻,毛泽东跟许建国有着多年的友情,正是出于对许建国的信任,才把这样私密的事拜托许建国去办。

此后,毛泽东多次请许建国转交物品给贺子珍。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的托付,许建国在上海多次前去看望贺子珍,关心贺子珍的生活。

不料,江青得知此事,对许建国充满恨意。

使江青不快的,还有那起匿名信案件——“18号案”。这一发生于1954年3月的匿名信案件,由于信是从当时的上海寄往江青所在的杭州,而匿名信所写的又是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丑闻,因此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把破案任务交给了上海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许建国。于是,许建国由于要侦办“18号案”而了解了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种种情况。

1954年11月,许建国调离上海,前往北京出任公安部副部长,“18号案”尚未告破。

后来,许建国的夫人方林回忆说:

1967年春,就在首都外交口闹腾着夺权,陈毅副总理处于困难的时候,许建国被周恩来叫到北京饭店,查询他在上海工作期间由罗瑞卿部长交办的关于调查江青30年代历史问题的一封匿名信的处理情况。许据实以告,并说问题没有查清他就调离上海,结果如何他不知道。

在场的张春桥狂妄地责问:“这件事我怎么不晓得?”

许建国说:“你当时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

张春桥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时,点了许建国的名。此后,造反派几次来抄家,索要材料。许建国预感到形势将会更加严峻。为防止意外,他一方面将多年积累的材料及重要笔记忍痛销毁,一方面嘱咐我说:“我可能被捕,而且短期内回不来……要相信党,我总会回来的。”[13]

许建国果真被捕,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倍遭折磨。

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处境有所改善。这一年的5月,被关在秦城监狱七年、年逾七旬的许建国被送往安徽六安“养起来”。

如方林所忆,由于长期的单独关押和摧残,许建国出狱时已身心憔悴,面容枯槁,行动都不那么正常了。

1977年初,许建国查出患未分化型肺癌,已是晚期。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党中央提出了申诉。他在申诉书中写道:

几十年来我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和党中央周围做保卫工作,由于我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上海工作时期了解了一些江青的问题,所以江青(“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利用审干的机会,对我进行残酷的迫害,采用逼供信的手段,给我扣上了叛徒、特务的大帽子,企图使我至死不能翻身。几年来,由于江青的专权横行,所以我有话不能讲,有话讲不清,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很高兴的,感到党有希望了,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所以我再次向中央要求对我的历史进行重新审查。

目前,我身患肺癌,已经扩散,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我迫切地要求能在我死之前,看到党对我历史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现在我虽然病重,但仍在坚决地与疾病斗争,与“四人帮”斗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许建国在发出申诉书之后,写下一首诗:

昨夜沉思未成眠, 革命生活忆当年。 身患重病何时好, 治疗诉书迎春天。

然而当时中央遵循的是“两个凡是”。1977年10月4日,重病中的许建国盼到了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来人,他们带来了中央的审查结论。来人宣布,经“中央三办”[14]对许建国的历史做出审查结论,认为许建国参与“黑调查”问题属实,“叛徒”问题属实,中央决定将许建国定为“叛徒”,清除出党!

许建国陷入极度愤怒之中,当场气绝身亡。

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众多的冤假错案得以昭雪。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许建国平反。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许建国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宋庆龄、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王震、乌兰夫等中央领导献了花圈,李先念等参加了追悼会。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璧致悼词。追悼会后,许建国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