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月读书网 > “四人帮”兴亡 > 专机押送王芳赴京受审 >

专机押送王芳赴京受审

许建国的夫人方林的回忆,提供了追寻“文革”冤案的重要线索:1967年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许建国询问“18号案”时,有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在侧。听到许建国谈及1954年侦查“18号案”时,张春桥说了句:“这件事我怎么不晓得?”

周恩来所以向许建国询问“18号案”这一历史旧案,是因为罗瑞卿作为“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受到批斗。罗瑞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部长。江青趁机旧事重提,说罗瑞卿借侦查“18号案”,收集关于她的“黑材料”。

张春桥是否向江青汇报了许建国这次谈话情况,不得而知。但是从以下的时间表可以看出,江青、张春桥当时非常关注1954年侦查“18号案”时所形成的相关档案: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从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王鉴办公室保险柜中翻出已封存的有关侦破“18号案”的部分材料,立即报告张春桥。

2月23日,张春桥派秘书将“18号案”材料取走,并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说:“我觉得一些不利于他们的材料恐怕早已销毁了。”

4月21日,江青、叶群派人到上海,将“18号案”全部档案拿到北京。

中央第二专案办公室给江青写报告说:“这是上海公安局侦破一个案件的材料,内有三十年代出版的杂志、报刊资料和演‘王老五’妻子(江青——蓝苹扮演)的剧照等。”

江青批示说:“案子已经破了,作案人已自杀身亡,材料没有保存的必要了。”

于是,中央专案二办又奉命按江青意旨写了一份请示销毁此案材料的报告,林彪在报告上批:“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负责集体销毁。”

9月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内,谢富治、汪东兴亲自动手销毁了这批查破“18号案”的档案材料。

就在“18号案”档案材料即将销毁之际,1967年9月5日,江青向造反派组织造谣说:“上海市公安局整了我一大箱黑材料”。

9月11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声色俱厉地指责说:“上海市公安局为什么不追查这件事,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

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头头马上行动起来,追查所谓“整江青黑材料事件”的“内幕”和“幕后指使者”。不久,造反派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报“关于查反党集团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颠倒黑白,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黄赤波和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王鉴诬为“反党分子”,上挂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徐子荣“黑线”上。

9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6个造反派组织又联名向张春桥、王洪文、谢富治、李震、王少庸(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上报了“关于反党黑帮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的调查报告”,报告篡改了原办案人员的证词证言,诬陷黄赤波、王鉴、卢伯明、胡志毅(卢、胡都为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以“借追查18号案件为名,使用各种卑鄙手段,调查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要求对此案件进行专门审查。

经谢富治、李震、张春桥等无限上纲,说什么“他们把矛头指向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案件涉及面逐步扩大,上海市委副书记梁国斌被关押。

1968年2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将所谓“反革命黑调查案”列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要案,由谢富治、吴法宪负责审查。[15]

王芳告诉笔者[16],“文革”初期,他就被“打倒”,失去人身自由,不断遭到批斗,不断转移关押场所。1968年2月28日,他正关押在杭州西大街狮虎桥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个秘密据点。突然浙江省公安厅军管组来人通知,要他把东西收拾一下,立即转移。王芳以为,大约又是搬到杭州的什么地方。没想到,他被押上车之后,汽车直奔笕桥机场。在那里,他被押上一架空军专机。

王芳后来回忆说:“我上了飞机后,感觉气氛有些异常。座位的前后左右都用白布隔离开来,除了看见几名神情严肃的军人以外,其他乘坐的人员互相不能见面,不能说话,我不知道那白色围布里到底还有那些人。大概我是最后一个到机场,我一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直到七年后我从狱中出来才知道,同坐这架飞机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黄赤波同志,警卫处长王济普同志,还有浙江公安厅吕剑光、丛鹭丹。”

这架空军专机,总共解押17人飞往北京。这17人都是与侦查“18号案”相关的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的相关人员。一到北京,全部被关押,并由中央专案组进行审讯。

王芳回忆说:“在北京,由中央专案组对我进行审查。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像浙江造反派那样,要我交代在公安战线长期执行所谓刘少奇反动路线的罪行,而是集中力量审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王芳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

至此,王芳明白了把他用专机押送北京的原因了。

王芳说,自从“文革”开始之后,江青怕暴露她的历史问题,遂将在查破匿名信案件——“18号案”过程中积累的材料,诬陷为“反革命黑调查”。江青把当年参与“18号案”侦查的相关公安人员,打成“反革命”。

王芳回忆说:“不久专案组对我的审查升级了。参加专案组的人是空军部队的,这几个干部的思想表现得很左,调子唱得很高,反复声明自己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坚决打倒谁。王芳你搜集江青黑材料,铁证如山,抵赖不了。你不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还亲自参加破案。你比朱明还朱明。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到底搜集了江青同志多少黑材料?还向什么人扩散了这些内容?”

王芳在狱中受到严酷的折磨:

我在被关押期间,伙食分两个标准。正部级的一天吃三餐,副部级的一天吃两餐。我是副省长,按副部级待遇,一天吃两餐。一餐两个窝窝头,每个只有鸡蛋大小。每餐我把窝窝头掰成两半,一半分两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十六口。早上有一碗米汤,很难见到米粒。晚上有一碗大白菜是不洗的。这种菜只给我们吃,连看管我们的战士也不吃。我的牙齿就是那个时候嗑坏的。这样的伙食,连半饥半饿也达不到,每天饿得要命。每年只有到国庆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肉,一顿饱餐。

还有一些监规,例如每半个月洗一次澡。每天上午半小时放风,就是轮流出来,在天井里走动。规定关在这里的人,谁也不能面对面见到谁。就是上厕所也一样,先敲门报告看管的战士,战士再报告班长,允许了,亮起红灯,才可以去,看管的战士就在厕所门口守着。便后解除警报,方可返回房间。[17]

据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谢静宜后来告诉王芳:1970年冬,她在北京大学蹲点,看到了北大造反派印刷的一张小报上,刊登了王芳勾结美蒋特务、企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容。她回来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还把那份小报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右手拿起放大镜,仔细地看了小报,对谢静宜说:“是他,是王厅长。”并生气地说,“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对王芳抓住不放,说王芳反对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厅长我熟悉他,他哪里会反对我呢?他反对我干什么呀?他反对我,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几次,他是负责保卫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吗?还能活到今天呀?”毛泽东还对谢静宜幽默地说:“他就是有时候爱喝点酒,告诉他,以后别喝了。王芳是个好人哪!”

从毛泽东对谢静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王芳是非常信任的。

可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拖着,没有释放王芳。

1973年7月,毛泽东又向汪东兴查问王芳的情况,汪东兴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释放王芳的指示。

1973年7月12日中央专案组起草了《关于释放王芳的请示报告》。

可是,王芳依然被关在狱中。

据王芳妻子刘馨告诉笔者[18],她忍无可忍,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释放王芳。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于1974年10月25日把刘馨写给毛泽东的信以《来信摘要》(第1336号)呈报毛泽东。内容摘要中讲到:“原浙江省副省长的爱人致信毛主席,说王芳从1968年受审查,已七、八年。现在身患各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出结论,或是让其回家治病。”后附刘馨9月28日给毛泽东的原信。

1974年10月28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19]:“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

毛泽东在签了日子之后,又补写了一句:“此二人我很熟悉。”

就在毛泽东亲笔批示的翌日,中央第三专案办公室向王芳出示毛泽东的批示,王芳终于获释。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直接关心,王芳比起许建国要幸运,在“文革”之后还能出任公安部部长。

王芳对笔者说:“1987年11月,我去秦城监狱视察,从闭路电视上看在押独犯的情况,也看到江青。听管教干部说,江青知道我当公安部长后,对监管干部说,我和王芳很熟,他当了部长也不来看我。想当年,‘文革’中这个‘很熟’的人整得我失去了7年人身自由和工作权利,现在居然还好意思指责别人的寡情。对这样厚颜无耻的人,还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