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的夫人方林的回忆，提供了追寻“文革”冤案的重要线索：1967年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许建国询问“18号案”时，有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在侧。听到许建国谈及1954年侦查“18号案”时，张春桥说了句：“这件事我怎么不晓得？”
周恩来所以向许建国询问“18号案”这一历史旧案，是因为罗瑞卿作为“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受到批斗。罗瑞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部长。江青趁机旧事重提，说罗瑞卿借侦查“18号案”，收集关于她的“黑材料”。
张春桥是否向江青汇报了许建国这次谈话情况，不得而知。但是从以下的时间表可以看出，江青、张春桥当时非常关注1954年侦查“18号案”时所形成的相关档案：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从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王鉴办公室保险柜中翻出已封存的有关侦破“18号案”的部分材料，立即报告张春桥。
2月23日，张春桥派秘书将“18号案”材料取走，并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说：“我觉得一些不利于他们的材料恐怕早已销毁了。”
4月21日，江青、叶群派人到上海，将“18号案”全部档案拿到北京。
中央第二专案办公室给江青写报告说：“这是上海公安局侦破一个案件的材料，内有三十年代出版的杂志、报刊资料和演‘王老五’妻子（江青——蓝苹扮演）的剧照等。”
江青批示说：“案子已经破了，作案人已自杀身亡，材料没有保存的必要了。”
于是，中央专案二办又奉命按江青意旨写了一份请示销毁此案材料的报告，林彪在报告上批：“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负责集体销毁。”
9月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内，谢富治、汪东兴亲自动手销毁了这批查破“18号案”的档案材料。
就在“18号案”档案材料即将销毁之际，1967年9月5日，江青向造反派组织造谣说：“上海市公安局整了我一大箱黑材料”。
9月11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声色俱厉地指责说：“上海市公安局为什么不追查这件事，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
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头头马上行动起来，追查所谓“整江青黑材料事件”的“内幕”和“幕后指使者”。不久，造反派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报“关于查反党集团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颠倒黑白，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黄赤波和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王鉴诬为“反党分子”，上挂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徐子荣“黑线”上。
9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6个造反派组织又联名向张春桥、王洪文、谢富治、李震、王少庸（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上报了“关于反党黑帮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的调查报告”，报告篡改了原办案人员的证词证言，诬陷黄赤波、王鉴、卢伯明、胡志毅（卢、胡都为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以“借追查18号案件为名，使用各种卑鄙手段，调查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要求对此案件进行专门审查。
经谢富治、李震、张春桥等无限上纲，说什么“他们把矛头指向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案件涉及面逐步扩大，上海市委副书记梁国斌被关押。
1968年2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将所谓“反革命黑调查案”列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要案，由谢富治、吴法宪负责审查。[15]
王芳告诉笔者[16]，“文革”初期，他就被“打倒”，失去人身自由，不断遭到批斗，不断转移关押场所。1968年2月28日，他正关押在杭州西大街狮虎桥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个秘密据点。突然浙江省公安厅军管组来人通知，要他把东西收拾一下，立即转移。王芳以为，大约又是搬到杭州的什么地方。没想到，他被押上车之后，汽车直奔笕桥机场。在那里，他被押上一架空军专机。
王芳后来回忆说：“我上了飞机后，感觉气氛有些异常。座位的前后左右都用白布隔离开来，除了看见几名神情严肃的军人以外，其他乘坐的人员互相不能见面，不能说话，我不知道那白色围布里到底还有那些人。大概我是最后一个到机场，我一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直到七年后我从狱中出来才知道，同坐这架飞机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黄赤波同志，警卫处长王济普同志，还有浙江公安厅吕剑光、丛鹭丹。”
这架空军专机，总共解押17人飞往北京。这17人都是与侦查“18号案”相关的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的相关人员。一到北京，全部被关押，并由中央专案组进行审讯。
王芳回忆说：“在北京，由中央专案组对我进行审查。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像浙江造反派那样，要我交代在公安战线长期执行所谓刘少奇反动路线的罪行，而是集中力量审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王芳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
至此，王芳明白了把他用专机押送北京的原因了。
王芳说，自从“文革”开始之后，江青怕暴露她的历史问题，遂将在查破匿名信案件——“18号案”过程中积累的材料，诬陷为“反革命黑调查”。江青把当年参与“18号案”侦查的相关公安人员，打成“反革命”。
王芳回忆说：“不久专案组对我的审查升级了。参加专案组的人是空军部队的，这几个干部的思想表现得很左，调子唱得很高，反复声明自己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坚决打倒谁。王芳你搜集江青黑材料，铁证如山，抵赖不了。你不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还亲自参加破案。你比朱明还朱明。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到底搜集了江青同志多少黑材料？还向什么人扩散了这些内容？”
王芳在狱中受到严酷的折磨：
我在被关押期间，伙食分两个标准。正部级的一天吃三餐，副部级的一天吃两餐。我是副省长，按副部级待遇，一天吃两餐。一餐两个窝窝头，每个只有鸡蛋大小。每餐我把窝窝头掰成两半，一半分两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十六口。早上有一碗米汤，很难见到米粒。晚上有一碗大白菜是不洗的。这种菜只给我们吃，连看管我们的战士也不吃。我的牙齿就是那个时候嗑坏的。这样的伙食，连半饥半饿也达不到，每天饿得要命。每年只有到国庆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肉，一顿饱餐。
还有一些监规，例如每半个月洗一次澡。每天上午半小时放风，就是轮流出来，在天井里走动。规定关在这里的人，谁也不能面对面见到谁。就是上厕所也一样，先敲门报告看管的战士，战士再报告班长，允许了，亮起红灯，才可以去，看管的战士就在厕所门口守着。便后解除警报，方可返回房间。[17]
据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谢静宜后来告诉王芳：1970年冬，她在北京大学蹲点，看到了北大造反派印刷的一张小报上，刊登了王芳勾结美蒋特务、企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容。她回来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还把那份小报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右手拿起放大镜，仔细地看了小报，对谢静宜说：“是他，是王厅长。”并生气地说，“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对王芳抓住不放，说王芳反对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厅长我熟悉他，他哪里会反对我呢？他反对我干什么呀？他反对我，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几次，他是负责保卫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吗？还能活到今天呀？”毛泽东还对谢静宜幽默地说：“他就是有时候爱喝点酒，告诉他，以后别喝了。王芳是个好人哪！”
从毛泽东对谢静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王芳是非常信任的。
可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拖着，没有释放王芳。
1973年7月，毛泽东又向汪东兴查问王芳的情况，汪东兴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释放王芳的指示。
1973年7月12日中央专案组起草了《关于释放王芳的请示报告》。
可是，王芳依然被关在狱中。
据王芳妻子刘馨告诉笔者[18]，她忍无可忍，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释放王芳。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于1974年10月25日把刘馨写给毛泽东的信以《来信摘要》（第1336号）呈报毛泽东。内容摘要中讲到：“原浙江省副省长的爱人致信毛主席，说王芳从1968年受审查，已七、八年。现在身患各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出结论，或是让其回家治病。”后附刘馨9月28日给毛泽东的原信。
1974年10月28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19]：“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
毛泽东在签了日子之后，又补写了一句：“此二人我很熟悉。”
就在毛泽东亲笔批示的翌日，中央第三专案办公室向王芳出示毛泽东的批示，王芳终于获释。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直接关心，王芳比起许建国要幸运，在“文革”之后还能出任公安部部长。
王芳对笔者说：“1987年11月，我去秦城监狱视察，从闭路电视上看在押独犯的情况，也看到江青。听管教干部说，江青知道我当公安部长后，对监管干部说，我和王芳很熟，他当了部长也不来看我。想当年，‘文革’中这个‘很熟’的人整得我失去了7年人身自由和工作权利，现在居然还好意思指责别人的寡情。对这样厚颜无耻的人，还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