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拿着《查封徐家汇藏书楼的汇报》，张春桥的眉头舒展了，仿佛了结一桩心事。从此，狄克那篇发表于1936年3月15日《大晚报·火炬》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封入“冻土层”。他的许许多多暗箭般的毒文，也不再有暴露之虞。
细思量，他又不由得双眉紧锁。死材料易禁，活口难封。那么多书库管理员，势必看过那些30年代报刊。这些人一张口，就会发射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更何况那个泄露“狄克=张春桥”这一天机的主炮手，迄今隐伏，未曾抓获。
张春桥又下一道密令。
1968年9月20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响彻上海文化广场。“工军宣队进驻上海文化系统”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那里举行。主席台上，戴着大红纸花的工、军宣队代表，慷慨激昂地发言，不断引述姚文元在8月25日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9月22日，一支由穿绿军装和蓝色工装者组成的队伍，挎着鲜红色的语录袋，步入上海图书馆大门。军人6名，工人27名。这支“领导一切”的队伍，事先接到张春桥的密令，肩负特殊使命，进驻这“敌情非常严重”的单位。
张春桥毫不含糊地说：“上海图书馆有一批很坏的人！”
不仅“坏”，而且是“很坏”；不只是一个，而且是“一批”。上海图书馆的“敌情”如此严重，张春桥这一句话就说得够清楚的了。
在上海市革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说及有人用30年代资料“炮打”他，顿时竖眉瞪眼，穷凶极恶地说：“以后谁再要提这个事，我就不客气了，我是要整人的！”
果真，张春桥“不客气了”，“整人”了！
徐景贤为“整人”定下了罪名：“上海图书馆有人曾提供了30年代资料，就是提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
不言而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现行反革命。
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下，“整人”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诚如1977年3月2日《人民日报》所披露：“藏书楼的九名工作人员，包括工勤人员、图书馆修补工，也没有一个逃脱‘四人帮’的魔掌。甚至临时在藏书楼工作过的人、进过藏书楼的人、接触过三十年代资料的人，统统成了‘审查’对象。”
藏书楼那百年老屋里，刀光剑影闪耀，腥风血雨可闻，一时间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
“学习班”不断收进“新学员”。只进不出，挨整的人数从9人扩大到20人、30人、40人以至50多人！
张春桥还不解恨。他批评进驻上海图书馆的工、军宣队还太右，指派得力干将、市文教组头头徐海涛亲自坐镇上海图书馆，工宣队员增至37人，军宣队员增至9人。大军压境，乌云欲摧藏书楼。
张春桥激将了：“‘一办’（即市文教组——引者注）的徐海涛，你好像没有一点波涛。我看你很怕”。徐海涛马上答曰：“我不怕！”张春桥继续说：“我看你怕，怕什么？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
徐海涛掀浪兴涛了。
1970年2月9日，徐海涛杀气腾腾，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
坐在台上，他的手指朝上海图书馆主楼顶上的巨钟一指，骂声咧咧：“你们上海图书馆的钟楼，不是钟楼，那是炮钟！”
这句话，顿时成了徐海涛的“名言”！
徐海涛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台上念一声，台下的打手们抓一个。
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被抓进了隔离室。
徐海涛还宣布，对这些被拘留者的家，进行“保密检查”。
多么动听的词儿——“保密检查”，其实就是抄家！抄家的重点，是收缴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防扩散材料”。唯其“防扩散”，故曰“保密检查”。
以下是一部分被隔离审查者的名单及隔离期限：
费毓龙 1970年2月至1972年9月。 罗良健 1970年2月至1972年9月。 施龙生 1970年2月至1972年6月。 任光亮 1970年2月至1970年5月。 刘萱 1970年2月至1970年5月。 于为刚 1970年2月至1970年4月。
当年，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如今，张春桥则“封书囚儒”！秦始皇焚书坑儒，为的是“禁止儒生以古非今”；张春桥封书囚儒，为的是遮盖自己的罪恶，掩人耳目。满口马列的张春桥，到头来率由旧章，拾起封建帝王的牙慧。“藏书楼案件”，震惊上海。1971年4月，王洪文把“藏书楼案件”列为上海所谓“十大反革命案件”之一，竟又增派工、军宣队二十多名。
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忽地全国上下掀起“五一六分子”来了。
徐景贤像绕口令似的，把“藏书楼案件”提到了新的高度：“清查‘四一二’，就是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就要清查‘四一二’。”
如果将来不出版一部《“文革”辞典》的话，不用说后人将弄不清楚这些“四一二”、“五一六”了，就连现在三十来岁的人也不知所云。
1971年4月28日，在上海文化系统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上，藏书楼又成了重点目标。王秀珍声色俱厉，大叫道：“‘五一六’分子在藏书楼查了那么多的材料，杀了他们的头也不解恨！”
无端受审，无端蒙尘，朱保炯成了第一个牺牲者。1971年5月16日，朱保炯悄然服下过量的肺结核特效药“雷米封”，自杀身亡，以死相抗。
青年工作人员袁嘉锡被逼得精神失常。他，只不过在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即原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引者注）“红影组”为了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录》，来借30年代电影杂志，由他经办；他，只不过在“四一二”炮打的时候，说过“张春桥是叛徒”、“藏书楼有张春桥的罪证”。他被定为“清查重点”。
1970年2月13日，袁嘉锡被送入“学习班”；
1970年4月24日，袁嘉锡被隔离审查。
尽管他在隔离审查时精神失常了，1970年11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仍发出了逮捕证。
他锒铛入狱，直至1973年3月才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