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换星移。
和风吹拂的日子，我推开那扇灰色的边门，步入藏书楼。
院子里的水泥路，扫得干干净净。草地上绿草茵茵，彩蝶翻飞。
楼下的阅览室里，日光灯通明，白发银须的教授，身穿警服的公安干部，戴着眼镜的中青年学者，正在灯下翻阅那些用繁体字竖排的旧报章。照相机在咔嚓作响。复印机上的指示灯在闪烁。那些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封条，早已无影无踪。
我沿着宽大的木楼梯上楼，那里静寂无声，我在书堆里找到了费毓龙[23]。他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英国善本书籍。
他，年近花甲，文质彬彬，正襟危坐，说话慢条斯理。他被隔离审查达两年零七个月。旧事重提，他黯然神伤，如同做了一场噩梦。
他，1951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来到上海图书馆以后，一直管理科技方面的外文书籍。他懂英语、俄语、法语、拉丁语。本来，他一向在总馆工作，跟徐家汇藏书楼毫不相干。
仅仅因为极为偶然的原因，他被卷进那可怕的政治旋涡。一向做人小心谨慎的他，居然也给扣上“炮打分子”的可怕罪名。
藏书楼所藏的中文旧报刊，本来根本用不着他这个英语系的毕业生去当管理员。
“文革”开始，藏书楼原来的一些老管理员靠边了。他这个既无政治问题，又无“反动言行”的人，被临时派往那里工作。他是个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从不去翻看那些30年代的旧报刊，况且他对那些内容也毫无兴趣——当他见到年轻的工作人员翻看蓝苹剧照时，他还好心提醒他们，不要看这些，免得招惹是非。
1970年2月9日，当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大会”的时候，他感到有点异常，因为他一走进会场，就有人跟着他。他坐下来以后，前后左右马上有人坐下来，不时用目光扫视着他。
徐海涛坐在台上，逐一念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字，念一个，揪一个。
突然，徐海涛念到了“费毓龙”！那几个事先坐在他旁边的人，马上把他的手臂拧到背后，按下了头，来了个“喷气式”。
他，一个“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就在当天被隔离审查。
他，单独隔离。隔离室在上海图书馆主楼的三楼。这座楼原本是旧上海跑马厅的“摇彩间”，他所住的隔离室是原先的厨房间。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24小时开着电灯。看守不时从门上的小孔往里窥视。冬日，冻得发抖；夏天，热得像蒸笼，坐在那里不动也出汗。
吃着食堂的剩菜。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冬天用冷水刷牙，夏天不许洗澡。尿盆在封闭的小房间前发着熏人的臭气。
他想念着妻子、父母和两个孩子。音讯全无。连通信的权利也被剥夺。
最可怕的，莫过于孤寂。面壁而坐，终日无言无语，不许与人说话，生怕“扩散”。
人有思想。思想关不住，锁不上。只要他活着，他总是在思想，想这，想那。即使是窗外一两声鸟鸣，也会激起他思想的涟漪：“鸟儿能自由翱翔于蓝天，我连鸟也不如！”
深夜，整座大楼死一般的寂静，世界像凝固了似的。忽然，响起了脚步声，那是看守来提审同楼的审查对象。他这一层楼里，关押了好多个“炮打”者。声声脚步，由近而远，迈过一级一级楼梯。声声入耳，又在他的思想中产生恐惧的感觉，仿佛每一步都是从他的身上踩过。
他过度的敏感，过分的慎微，天长日久，他竟产生幻觉、幻听。他常常觉得母亲在耳边亲切呼唤他，待他答应了一声，母亲忽地消失，不知去向。他又觉得有人朝他走来，可是，始终站在他的前面原地踏步，总是跟他保持一段距离，他一伸手，幻影倏然而逝，无从寻觅。
他明白，他的神经开始错乱了。为了打破过度的寂寞，他开始背《实践论》，一句一句地背，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背书上。可是，毕竟无法终日背书。放下书来，那种可怕的孤寂感，又袭上心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一次又一次提审他。他实在交待不出什么：他被调往藏书楼，管理报刊成了他的工作。人家要借什么，他按照借书单，把报刊借给读者。仅仅如此而已。可是，当那些读者成了“炮手”，专案组一查借书单，是经他的手借出去的，就把他押进了隔离室。因为提供“炮打”材料也是“炮打”！然而，他，能坦白什么？能交待什么？
他无法交待，便被认为态度顽固，受到斥骂。仿佛只有他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分子”，这才是“老实”，这才是“坦白”。
他发高烧，额头滚烫，不得不上医院。可是，就算在医院里他的后边也一直有两个看守紧紧盯着，人们对他投来鄙夷的目光，似匕首，如利剑，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从此，他发誓不去医院，任凭高烧折磨着自己。
他，终于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他还吞下了在地上找到的轴承里的钢珠。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赶紧离开这恫瘝至深、鬼哭神嚎的世界。
然而，他欲死不成。他被看守发现了，送入医院灌肠。
他又挨斗受批。
他气糊涂了。在一份交待里，把“向毛主席请罪”的“向”字漏了，成了“毛主席请罪”！可是，他竟没有发觉，把交待交上去了。
幸亏一位工宣队员，是心眼挺好的老师傅。师傅看了他的交待，没有声张，叫他赶快补上个“向”字。就这样，使他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怪不得徐海涛骂有的工宣队员“太右”。然而，被派去整人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心情抑郁是癌症的引发剂和催化剂。在费毓龙关押期间，父亲以泪洗面，死于肺癌。
临终之际，还在病床上不断呼唤着费毓龙的小名：“丽生啊，丽生啊……”
费毓龙的弟弟毕业于南开大学，在洛阳部队工作，当时患风湿性关节炎，住院治疗。得知哥哥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弟弟变得精神恍惚，在病床旁摔了一跤，严重脑震荡，遽然而逝。
可是，费毓龙在隔离室内与世隔绝，一点也不知道父亲、弟弟离世的消息。
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关押审查，实在查不出费毓龙的“四一二罪行”和“五一六罪行”。他被定为“一般工作错误”，终于在1972年9月2日获释。
直到这时，他才得知父亲和弟弟受到牵连，早已不在人间。他失声痛哭，两天水米不沾牙。
噩梦醒来，他已是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人了：心脏变形，呈套鞋形。还患上了高血压，医生给他开长病假，组织上也多方照顾他。
可是，他却把病假单塞在衣袋里，忙于上班，他要追回那白白耗费了的时光。
如今，他正埋头于整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大量外文珍本图书。这些书大都是当年那些传教士携来中国的。他精通多国外语，非常适合做这样的研究工作。他从堆积如山的外文旧书中，发现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所依据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版本，一百年前传教士所著《徐家汇孤儿院》善本，1706年出版的雅尔兰·义迭思所著《使华三年历程记》，1682年巴黎出版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的《天主教在华传教情况公开信》等等。他如鱼入水，探骊得珠，在一片深海中寻找宝贝。
虽然“文革”给他留下了一身病和辛酸的回忆，但今日他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他用两句话，概括今昔：
在“文革”中，盘旋于他的脑中的是“士可杀不可辱”；
在“文革”在后，他常常想到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因为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要报知遇之恩。
这就是他，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士”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