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毓龙只是偶然涉足藏书楼，横遭飞祸，被隔绝人世于斗室之中。他显然并不是“四一二”的主炮手。
主炮手安在？
我问费毓龙。他却面有难色，说道：“你不见得能够找到他！”
奇怪，天底下哪有找不到的人？何况此人住在上海，怎么会找不到？
费毓龙劝我，欲访此人，一定要请上海图书馆党总支助一臂之力。
我来到了党总支办公室。书记陈雷、副书记狄华，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情况：他叫葛正慧。揭露“狄克=张春桥”的，就是他。在“藏书楼案件”中，受迫害最深的，也是他。
档案上清楚地记载：经王维国、徐景贤批准，上海市公安局于1970年2月26日逮捕葛正慧。经五年零两个月的监禁，于1975年4月26日获释。
如今，为什么难以找到他呢？
两位书记告诉我其中的缘由：葛正慧已经退休，不来上班，在图书馆里找不到他。他一人独居，又几乎不在家。他外出何处，谁也不知道；即使他在家，他从不在家中会客。如不事先去信预约，他是不接待的。他的脾气确实有点怪癖。但是，他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大家都体谅他的心境。如果他一旦愿意接待你，那会非常热情的。
狄华把葛正慧的住址告诉了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一见。我不忘狄华的叮嘱，在信中写明，他的通讯处是狄华告知的。
信寄出以后，好几天不见回音。
我决定上他家去拜访。
他住在上海市区一幢三层楼房里。我是在早上8点到达的，邻居们告诉我，他已经外出，往往夜深方归。
他的房间在三楼。从外面望过去，有一扇窗斜开着。一只猫蜷伏在窗口，窗台上放着好几盆花。
老邻居们告诉我，葛正慧住在那里好多年了。本来，他跟母亲一起住。1962年，母亲去世之后，他一直独居。他的生活很简单，买点面包、罐头，炒盘青菜，如此而已。
来了客人，一向在楼下弄堂或公用灶间里谈话。即使是上海市统战部来人，也如此。
来访者写信预约，他答应了，到了预定时间，才能在楼下见到他。邻居们把他的邮件，或者放在灶间，或者从房门的缝里塞进。
邻居们印象最深的是，“文革”中上海图书馆造反派来抄家，他的书真多，装了一卡车！
过了五年多，邻居们终于又见到他。他变得几乎叫人认不出来了，双眼深凹，骨瘦如柴，沉默寡言，独进独出。偶然，他说过一两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果真被他说中了，人民翻身了，“四人帮”垮台了！
邻居们都说，他很有学问，埋头看书、写作。夜深了，他的窗口还亮着灯光。
我从他家回来，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信。我知道，只有他答应与我长谈，我才有可能了解这位当年“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
一天天过去了，我终于等来了他的信。
信中说：
我因高血压多年，说话时间一长，血压即升高，就头眩。馆内我不常去，现抽暇参加编辑会刊《图书馆杂志》，有时出去组稿、看稿、就诊（坐“四人帮”黑狱多年的后遗症，病较多）往往不在家。
我准备送一些参考材料给你，以便你写作。但我手头的一些剪报已散失了，这几天我到亲友处寻索。
读罢来信，我甚为欣慰。虽然我未见其人，却已见到一颗赤诚的心。他的回信晚了些日子，是因为他在帮助我寻找写作资料。
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他挂号寄来的一大包剪报，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波澜壮阔的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我个人因扩散“狄克”而受的迫害，是渺不足道的，不能算是怒潮中的一朵浪花，只是一点泡沫而已。上海在反“四人帮”斗争中有无数同志受到比我更严重的迫害，甚至牺牲生命（这都有待于你向各方面拜访）。我在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并无贡献可言（因为不是我把“四人帮”抓了，而是“四人帮”把我抓了）。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你一定早看过。他曾翻阅了纽伦堡审讯纳粹战犯时所集中的数十万件缴获的德国文件中相当大的部分，才写成此书。书前他引录了桑塔亚那的一句话：“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由“四人帮”1976年垮台至今，已十年了，曾为“四人帮”主巢的上海尚未出版过那样的巨著。倘无文字留鉴，人们是容易“忘掉过去”的，后代也难吸取教训。此历史著作之所以功德无量也。在党中央明确要求“彻底否定文革”的今天，我预祝你写作成功。
全部剪报和报纸，是我赠送你参考的，不要归还。
在信中，他还写明了他准备到我家长谈的时间。
看了他的信，我的目光投向案头的三厚册蓝色封面《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也早已读了这部巨著，引为写作《“四人帮”兴亡》的镜鉴。我们的见解，竟如此不谋而合！
我期待着见到这位劫后余生、外冷内热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