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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踪诡秘的“扫雷纵队”

坐在上海兴国招待所宽敞的套间里,脚下是一片厚厚的紫红色的地毯。刚刚洗过热水澡,张春桥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严实地密封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只写着一个“张”字,字迹是那么的熟悉。

张春桥每隔几天,就要收到这样的一个信封。他关照过秘书,只写一个“张”字的信封,必须由他亲自拆看。

这一回,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最新一期《扫雷》。标题一下子就把张春桥的目光吸引住了:《反张春桥同志的逆流从何而来?》。

《扫雷》写得有声有色。据“调查”,上海的“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是由北京“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12月5日成立,主要成员是高干子弟。——译者注)所策划的,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的孙子,陈云、陈毅、贺龙、李井泉的儿子,乌兰夫的外孙,邓颖超的秘书的儿子……

虽说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传单成千上万,《扫雷》却属“绝密”的简报式内部刊物,每期只印几份而已。有时,干脆不印,用复写纸复写。这份《扫雷》对于张春桥来说,是每期必看的。自从发生“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之后,他便下决心,建立一支“扫雷纵队”。《扫雷》,便是他的“扫雷纵队”不断编发的情报刊物。

张春桥的“灵感”,最初得自林彪在1967年1月的一次讲话:“要继续把矛头指向右派,指向隐藏的还没暴露的牛鬼蛇神,进行全国大扫荡,挖出根子,扫除‘地雷’。这是全国性的扫雷战,要扫掉在内部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地雷’。”

张春桥首先要扫除的,便是上海“大大小小”的反张春桥的“地雷”。

一个32岁的青年,被张春桥看中了。

张春桥最初注意起这个青年,那是在1966年10月。一个名叫游雪涛的人,自称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给张春桥写信,反映上海青年话剧团某女演员因“造反”而处境维艰。

当时,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正要在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张春桥正需要在上海树一个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典型,而游雪涛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为张春桥“送”上了这么个“典型”。

趁着回上海的时候,张春桥让秘书调来游雪涛档案——这是张春桥的习惯,先要摸一下“底牌”。

牛皮纸大口袋,上面印着“干部档案袋”,用毛笔写着“游雪涛”三个字,很快送到张春桥手中。

游雪涛,1935年生,江苏无锡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195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人家庭出身填“城市贫民”,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便失去父亲,母亲当时只28岁,拉扯几个子女长大,家庭确实常常揭不开锅。他是长子,16岁就进入上海绒布厂当工人,以分担家庭重担。靠着自学,靠着苦读,学会了写作,终于成为上海《青年报》的记者,又进一步成为文艺组的副组长……

虽说张春桥自己的历史不干不净,但是他却尽量要用一些历史干净的人作为自己的爪牙,以免被人揪住小辫子——他已经吃够了妻子文静的苦头!

看来,游雪涛的历史是清白的,何况是个党员,头脑灵活,笔头也可以。

于是,“面试”开始了。

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对于游雪涛来说,无异于打了一针兴奋剂。他意识到,他要交红运了。

平常,张春桥跟陌生人见面,先要“嗯”、“喔”一阵,让人家说够了,这才开口讲那么几句。这一回,跟游雪涛握手之后,张春桥提出一系列问题。张春桥很快就发觉,这个年轻人是块料子,头脑里充满政治细胞。年纪轻轻,对上海政界人士,有着清清楚楚的了解。

第一次见面,张春桥认识了游雪涛,游雪涛也敏锐地认识了张春桥——这个“大人物”最感兴趣的,是政治情报!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政界秘密情报!

聪明的年轻人投其所好。他常常给张春桥写信,那每一封信,就犹如一期《扫雷》简报。他是个小人物,而小人物有着大人物所缺少的方便之处:他可以随意在各处串连,可以到处偷听别人的谈话,可以记下每天街头大字报的内容,可以去摸一些政界人士的“底牌”……他在上海滩上毫无引人注目之处,何况,他手中有记者证,在三教九流之中活动是很方便的。

这样,小人物的眼睛成了大人物眼睛的延伸,小人物的耳朵成了大人物的耳朵的延长。张春桥对于上海滩上的一举一动,都随时获知。

最初,只有游雪涛单枪匹马在干。他不断给张春桥写信。每一次接到张春桥托秘书打来的电话,每一次的约见,都使他备受鼓舞。

张春桥意识到,偌大的一个上海,只有一个“包打听”太不够了。于是,游雪涛扩大为“游雪涛小组”,亦即“扫雷纵队”。

游雪涛以“捷尔任斯基”自居,把他的小组喻为“契卡”。他只效忠于一个人——张春桥。

自从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之后,便任命游雪涛为这个“市革会”的“群运组”副组长。

特务机关,从来都是有着堂而皇之地名称。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又是“调查”又是“统计”,多么动听。张春桥给游雪涛挂了个“群众运动组”的名义,何等迷人!

张春桥给“扫雷纵队”安了秘密基地——上海永福路244号的一幢独立的小楼。从此,“扫雷纵队”的代号取为“244”。永福路是一条临近淮海中路的马路,交通方便而行人不多。那里离张、姚的兴国招待所,徐景贤的“丁学雷”小楼,王洪文盘踞的东湖招待所以及康平路原上海市委机关都很近,轿车在几分钟之内均能到达。

游雪涛严格地挑选着人马,逐步发展他的“扫雷纵队”。笔者查阅了“扫雷纵队”全盛时期的名单,全纵队共计35名队员。这些“侦探”的职业,五花八门,既有歌剧演员、杂志编辑,也有医院医生、复旦大学学生、同济大学学生,等等。队员之中,还配备了打字员、司机。全队拥有四辆汽车,四支手枪,一颗美制手雷,三架微型录音机。经张春桥批准,这支队伍直接向“市革会”领取经费,但从不说明用途。

在35个人之中,只有游雪涛与另一个头头夏某有“市革会群运组”的工作证。游雪涛自称,这是一个“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组织!

游雪涛在献给张春桥的一份《一年工作总结》中,曾写及这支特殊队伍的不为人知的心态:

我们是一个非正式的工作机构,二十几名没有合法活动身份的“小小老百姓”。

我们由于是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突然离开“战场”的,又长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引起别人无意的猜疑和有意诽谤。

一年多来……极大部分同志始终像战士处于“一级战备”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什么时候有情况,就什么时候出动。……听说江苏老人串连会员在上海活动,同志们冒着倾盆大雨,二十四小时不断地轮班守候大旅馆门口,以便知道他们究竟与上海哪些人对口……

什么“老人串连会”?哦,哦,游雪涛一口咬定那是“走资派”搞的。

“听说”——仅仅是听说,“江苏老人串连会”有那么个姓李的来上海,又听说,这个人是“厅局级干部”。无缘无故,这个人就成了游雪涛小组追捕的对象。

“注意!注意!此人坐了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轿车!”“扫雷纵队”紧急动员起来,那辆“华沙”在雨中开出“244”号;那辆“本茨”轿车也出动了;十多辆两用车,在雨中急驰。

外滩查过了,中百一店查过了,九站也查过了,没有发现“米黄色的伏尔加”。

对了,对了,听说那人住在淮海路——他们称之为“淮海路老李”。

集中兵力细细在淮海路搜寻。

像大海捞针一般,好不容易,在锦江饭店的车库里,查到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一看汽车车牌,正是江苏的。

虽说“淮海路老李”查到了,游雪涛却不急于逮捕他。队员们在风雨交加中,躲在角落里,监视着锦江饭店,以求查明“淮海路老李”跟上海哪些“走资派”联系。

很遗憾,并没有“大鱼”上钩。

“扫雷纵队”动手了。他们戴着大口罩,在墨黑的深夜突然破门而入,不由分说把他蒙上双眼,架走,塞进汽车。他分不清东南西北。当遮眼的黑布被取下之后,他才知道,已被押进一个地下室。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凶神恶煞;“迎接”他的,是木棍皮鞭。

“淮海路老李”无端蒙冤。他,竟不明不白地被“扫雷纵队”关押了几个月。

“淮海路老李”只是受到“扫雷纵队”迫害的众多的无辜者中的一个。

“扫雷纵队”的宗旨,是张春桥定下来的,即“挖出陈、曹埋下的第二套班子”。其实,“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扫除张春桥的一切政敌”。

游雪涛“忠诚”地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工作着,实现着张春桥定下的宗旨。游雪涛所编的《简报》、《动态》、《动态增刊》,达300期之多,密送张春桥的情报达10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