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游雪涛自云，那300期简报，“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
笔者在上海档案部门细细阅读了厚厚的案卷，只能用四个字来表达读后感：触目惊心！
“扫雷纵队”是张春桥手下的“福尔摩斯”。翻阅着案卷，他们的“丰功伟绩”历历在目。
江苏宜兴西侧，有座并不引人注目的县城——溧阳。一天，两个35岁上下，干部模样的男子，拿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出现在溧阳县公安局。介绍信上写明来者政治面目，均系中共党员。有着这样完全合乎外调手续的介绍信，当来者提出要求查阅敌档，县公安局理所当然地同意了。
来者并非一般人事外调，介绍信上写着：“准备汇编中统特务组织的敌情材料。”
来者在敌档中，终于查到一份当年中统特务机关拟定的在新四军中进行策反的人员名单，如获至宝。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张照片。
来者压制着内心的欢欣，装成若无其事一般，又翻拍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敌档，这才离开溧阳。
照片冲出后，游雪涛大大表扬了那两个小头目：“这一回立了大功！”
照片迅即送到张春桥手中：那策反名单上，赫然列着“陈毅”两字！
张春桥对陈毅早就恨之入骨。游雪涛心领神会，偶然听说溧阳县敌档中有陈毅材料，急急地派人前往外调。
遗憾的是，本以为这下子抓了个重磅炮弹，谁知是个空壳：唉，那陈毅非此陈毅，只不过同名同姓而已！
一场空欢喜！
在所谓“二月逆流”发生之后，张春桥恨透了那个拍桌大骂他的叶剑英。
游雪涛闻风而动，马上为张春桥提供炮弹：钢琴家刘诗昆之父刘啸东在上海。当时，刘家是叶剑英的亲家。显然，从刘啸东身上，可以找到进攻叶剑英的材料。
很快的，“扫雷纵队”把刘啸东作为侦查的重点。一份关于刘啸东的详细材料，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游雪涛获知，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曾经抄过刘家，立即派人到上海音乐学院。那人从“抄家物资”中，查到一包刘诗昆与叶剑英女儿的通信，当成了不可多得的“炮弹”，送到游雪涛手中，而游雪涛马上交给了张春桥。
张春桥亲笔批示：拘留刘啸东！
不久，叶剑英会晤外宾来到上海。叶剑英成了“扫雷纵队”窃听、监视、跟踪的目标。
那几天，《扫雷》简报频频编发，不断向张春桥密报，叶剑英在上海会见了谁，谈了些什么。
紧接着，“扫雷纵队”又扫到一颗重要的“地雷”：
这颗“地雷”，是在上海一所不大的学校——化工某校。校党委书记，是一个深知张春桥历史的人。他，便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张春桥在自己的“简历表”中写及的那个人：“1936年4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吴成志，亦即宋振鼎，是“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的组织者。这个非法组织成立不久，被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去宣布解散。张春桥所谓“入党”，是入这个“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
1967年5月，宋振鼎在学校里受到审查。他谈到了“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委员会”，谈到了他曾介绍张春桥加入这个非法组织。
该校专案组获知张春桥这一历史问题，向“中央文革小组”和“上海市革委会”写了报告。这报告，落进了张春桥妻子文静手中。
张春桥大吃一惊，下令“扫雷纵队”前往扫雷。
擅长于“上挂下联”的游雪涛，居然查出化工某校的专案组“背后有一双黑手”！因为专案组中某人的父亲，“与叶剑英关系非常密切”！
这还得了！那个专案组的六名成员，马上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罪名是“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遭到了反审查，蒙冤受屈达八九年之久。
遵照张春桥的叮嘱，“扫雷纵队”曾秘密监视离“244”并不太远的一幢小楼。
那幢小楼的女主人，深居简出，在上海鲜为人知。不管“文革”浪潮怎样卷过来、翻过去，那幢小楼依然安安静静。
然而，来自“扫雷纵队”的消息，不仅惊动了张春桥，而且当张春桥转告江青时，江青也很当一回事：小楼门口，常常停着一辆小轿车，从车号判断那是上海警备区的。
小楼的女主人究竟是谁？
贺子珍——毛泽东的前妻！
对于江青的心态，张春桥一清二楚。早在1964年中秋节，“女客人”来沪。在中秋晚会上，上海文化局安排的节目单上有上海评弹团赵开生、余红仙的评弹新曲《蝶恋花》。张春桥看到节目单，立即把《蝶恋花》一笔勾去。市文化局哪知其中原因，张春桥怒斥道：“还问什么？这还用问！”因为“女客人”要出席晚会，虽然《蝶恋花》是毛泽东写的词，但那是为思念杨开慧而写的，唱给“女客人”听，岂不是自讨没趣。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张春桥要“扫雷纵队”注意那幢特殊的小楼。
1967年12月16日，游雪涛致张春桥的信中，这样写道：“就拿最近调查（上海）警备区的情况来说吧，夏某某深知廖政国的为人，以及进行这项工作可能会有的风险，他还是大胆谨慎地插进了警备区，为弄清部队的情况付出了很艰苦的劳动……”
于是，一份份《扫雷》简报，送到了张春桥手中：《上海警备区材料摘编》，《上海警备区大搞资反路线的情况》，《上海警备区目前运动的情况点滴》，《关于方某某追查邱某某与张、姚两位关系的情况》……
最令人震惊的是，“扫雷纵队”以20多期简报，5万多字，向张春桥密告了“上海警备区14名师以上干部的政治态度”！简报中甚至写着：“许世友支持廖政国在上海夺张春桥的权！”
廖政国将军受尽张春桥的排斥、打击，忽然接到进京参加“学习班”的通知。廖政国自知此去凶多吉少，写下七言一首明志：
征战何止千百次，此次进京最无底。 人生自古谁无死，愿留正气飘天地。
过度的忧虑，随之而来的是癌症伴生，廖政国将军离开了人世。
游雪涛一手伸进上海警备区，一手伸进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他的一项浩大的“工程”，便是编制《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他把原华东局的97名干部列为“黑线人物”，一个个贴上标签，诸如“走资派”、“叛徒”、“特务”、“假党员”、“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等。
游雪涛摸到了“重要敌情”：华东局农办副主任刘瑞龙知道不少关于张春桥的历史情况！
“必须封掉刘瑞龙的口！”张春桥咬牙切齿道。
接到张春桥的密令，“扫雷纵队”出动了。刘瑞龙的种种“罪行”，被写入一期期简报。
张春桥回避了，把妻子文静推到台前。文静召见游雪涛，旁边坐着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三个人合演一出戏：文静根据简报的内容口授，何秀文笔录，最后由游雪涛署名。
这样，一份游雪涛揭发刘瑞龙的报告，便送到张春桥的办公桌上。
张春桥大笔一挥，作了如下批示：“刘瑞龙是个大坏蛋。……要认真组织力量批倒批臭。”
张春桥这么一“批示”够刘瑞龙受的：批斗，隔离，写交代。
游雪涛在追查“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时，还有一大发现：参与“炮打张春桥”的某红卫兵头头，“在中山医院住院养病时，被市委联系红卫兵组织的联络员李某某所收买。李是华东干部，与陈丕显关系密切……”
《扫雷》简报送上去没几天，李某某被“工总司”抓走，据说是要让他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
“扫雷纵队”还查了“红革会”头头们的父母的档案，写成一份份简报，把一大把“辫子”抓在手中。
游雪涛越来越受到张春桥的重视。“扫雷纵队”与张春桥之间，由游雪涛单线联系。
每当张春桥从北京来到上海，游雪涛便经常出入于兴国路。诚如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所言：“每当游雪涛来电话要求面谈，张春桥总是立即答应，或迅速安排时间。游雪涛是受张春桥重视的特殊人物。”
每一次谈话，只有张、游两人低声耳语，连何秀文也不能在侧。
张春桥与游雪涛谈话时，只许游雪涛用脑子记，不许用笔记本记。
游雪涛是个聪明人。虽说张春桥不让他记笔记，他另有高招：一回到兴国路毗邻的高邮路家中，他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本红色人造革面的活页大笔记本，赶紧把头脑中记忆犹新的张春桥的原话，倾注于笔记本之中。这个笔记本现存于游雪涛案卷。于是，张春桥与游雪涛单独密谈的内容，总算大白于天下。
以前面已经提到的“老人串连会”为例。游雪涛写给张春桥的密报中，是这样的：“长江以南，存在着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反革命武装，同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山东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由一个‘十人小组’即老人串连会领导……而后台则可能是陈丕显。”
张春桥在北京对这一情报非常关注。据游雪涛的笔记本所记，1968年3月14日下午2时，张春桥趁返沪之际在兴国招待所约见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如原文所记：
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找你随便聊聊。
你们最近在忙什么？我看（了）你们发的动态……
老人串连会的人现在都抓起来了没有？
老人串连会的后面是什么，你们掌握了没有？
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住到这些大饭店里去的？通过什么关系？
是哪些人来跟陈丕显联系的？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谁联系？
一个接一个问号，张春桥问得够仔细的了。他的每一句问话，都成为“扫雷纵队”侦查的内容，成为下一期《扫雷》所要提供的情报。
“扫雷纵队”成为张春桥专用的一支别动队。张春桥为游雪涛送来的各种绝密情报，写下亲笔批示达54件之多。他在游雪涛的《一年工作总结》上写道：“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这句“谢谢同志们”，曾使“扫雷纵队”沉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张春桥已经是“中央首长”了，只能讲“谢谢同志们”这样“最高指示”式的评语。文静则把话说得更为明白：“将来有两个人，可以当公安局长。一个是王洪文，这个人做事有魄力，另一个是游雪涛，这个人有办法，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秘密地替你弄得来。两个人各有特点，王洪文适合公开的工作，游雪涛适宜于作秘密工作。”
在文静的话中，一是把游雪涛与王洪文相提并论，二是以“公安局长”职务相许，难怪游雪涛肝脑涂地，仍要效忠于张春桥了。他给主子写下这般感激涕零的信：“过去的一年，是我参加工作十八年来最幸福的一年”，“知道您在百忙中还曾问及我近来的情况，不禁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