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达数百页的《张佩瑛病史》，附有上百张各种各样的化验报告单。从1955年5月9日起，到她死于手术台为止，详细记载着她患病、住院、手术的种种经过。
1974年3月27日，病史记录：
“张佩瑛，女，四十六岁。因月经不正常八个多月，反复发作腹痛及低热四个月。经妇产科检查，子宫左上方有一硬质的肿块，有压痛，于2月2日入妇产科医院。经采用中西药抗炎和一般支持疗法后，热度消退，但肿块未见缩小，反有增大。腹痛仍反复发作，并有加剧。经院内外大会诊，认为盆腔肿块性质不明，虽经积极治疗未见好转，故决定3月30日将进行子宫及肿块切除手术。”
论级别，她不属高干；论业务，她不属高知。以往，她作为一个普通患者，动过多次手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一回，随着她哥哥张春桥荣登高位，那光辉照到妹妹脸上，熠熠动人。本来，像她这样的手术，在“红房子医院”犹如家常便饭，不知进行过多少次，稳操胜券。然而，张佩瑛动这普通手术，却兴师动众到如此程度：
3月12日、3月27日，由上海第一医院党委负责人亲自主持，请来名医，为张佩瑛进行两次大会诊。会诊中的每一句话，都详细记录下来。
3月27日下午，由妇产科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亲自主持，举行了张佩瑛手术的准备会议。16个人出席会议。
经过详细讨论，周全备至的“手术方案”写出来了，“手术前小结”写出来了，“手术前后护理计划”订出来了，“手术组名单”终于确定了。
心电图、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血钾、血钠、球蛋白……一项又一项测定、化验，都做好了。
就连手术后的护理计划，也有条有理，如水银泻地，那般周密。
引述以下十条“术后护理计划”，足见条条都是耗费心血写出来的：
一、建立专人护理班，日夜各一人，详细记录护理单；
二、手术当天回病室，注意脉搏、呼吸、血压，半小时测一次；
三、注意保证导尿管通畅，预防尿路感染。术后每天更换导尿接管及接瓶（密封）；
四、术后每天用1∶5000PP揩洗会阴，更换导尿管上的纱布、橡皮膏；
五、鼓励并协助翻身，促进术后恢复。术后第二天半卧位；
六、注意饮食护理，鼓励多进食，避免吃肠胀气类的食物；
七、术后的基础护理：口腔护理，全身的清洁，注意保暖，预防并发症；
八、详细记录出入液量；
九、预防术后肠胀气，术后第二天艾灸足三里、中脘、天枢，每日二次，一次半小时；
十、每天按摩脚部（左脚）二次，术后左臀部热敷，促进恢复脚的活动力，防止肌肉萎缩及血栓性静脉炎。
此外，还规定“物质环境准备”，共五条，也极为周到：
一、注意室温调节，准备电炉一只；
二、术前室内大扫除，并用乳酸进行消毒；
三、严格执行探望制度，保证充分休息。一周内，除家属探望外，其他一律婉言谢绝；
四、准备好一切消毒物品及敷料；
五、晒草垫或调换草垫。
够得上天衣无缝，称得上无懈可击。
一条又一条，送到张佩瑛手中，请她和张春桥之妻文静过目。
她微微地笑了，说了声：“谢谢！”
然而，当人们走开，她的笑脸转为阴郁。她忧心忡忡地对丈夫悄然暗语：“我担心！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负责，实际上大家都不敢负责。今后要出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问题上！”
她的疑虑倒并非多余。就连她也看出，医生们“都不敢负责”——拍马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是更多的人出于畏惧。
畏惧什么呢？因为她是“春桥同志的妹妹”！
果真，一次普通的手术，却出了个意料不到的大事故。
3月30日，为张佩瑛动手术的日子终于来临。
天刚蒙蒙亮，护士已经进入经过严格清洗的手术室——一切就绪。就连病人搁脚的木板、置膝的膝枕，也都放到规定的地方。
妇产科医院麻醉师叶景馨，也早就在手术室里忙开了。这位护士出身的麻醉师，今天格外小心。她已把两台麻醉机擦得干干净净，放置在手术台旁。本来，用本院的那台麻醉机就可以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人以为还是用中山医院的麻醉机更保险。昨天上午，她特地赶往中山医院，借来一台最好的麻醉机。
预定手术在上午8点开始，张佩瑛在7点半就进入手术室。当她在手术台上躺好，手术的主持者、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就来到了。随即，外院的、本院的领导、医生、护士，络绎步入手术室。
万事俱备，唯不见方兆麟医师。
方兆麟[25]，何许人也？
那是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在拟订“手术组名单”时，发觉麻醉师一环太弱——叶景馨恐怕难以独力挑此重担。党总支向一医党委提出：“希望中山医院能派一位政治上、技术上都比较可靠的医生。”他们还指名道姓点将，要求派中山医院麻醉科主任方兆麟医师。
方医生年近“知天命”，有着多年麻醉经验，何况又是该科唯一的党员。叶景馨曾师从于他。
上级规定，方医生倘离开上海三小时以上，务必事先征得领导同意，并告知行踪。因为他是高干医疗小组成员，多年来为柯庆施、刘亚楼等许多高干治病。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是上海应急治疗小组成员。理所当然，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对方兆麟医师寄予厚望。请他出师，可以确保张佩瑛手术麻醉工作万无一失。
方兆麟医师向来准时。面临这次重大手术，时钟已经敲过八下，怎么还不见他的影子？
一辆自行车在肇嘉浜路匆匆东行。骑者左手握龙头，右手扶书包架——架子上横放着一只蓝色的钢瓶。钢瓶太滑，虽然骑者不时看了看手表，心中焦急，但是不得不慢行，生怕钢瓶从车上滑下。偏偏不巧，自行车链条又滑了下来，又延误了时光。
此人便是方兆麟，那蓝色的钢筒里，装着麻醉剂——笑气。
方医生临时被点将调来。他没有参加最初的大会诊。会诊确定的麻醉方案是“硬膜外局部麻醉”。方医生看了张佩瑛病史，得知她因肌肉注射已发生左下肢坐骨神经麻痹，倘若再用“硬膜外麻醉”，可能会发生别的问题。出于一片好心，方医生建议改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又有医生提出，采用乙醚全身麻醉，可能会在手术后带来肺部并发症。方医生觉得有理，提出了最安全、最可靠的麻醉方案：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然后输入一部分笑气，以减少乙醚的用量，预防手术后肺部并发症。
这一方案，得到了手术负责人的同意。
不过，这一方案在手术前一天才确定下来。3月30日一早，方医生到上海中山医院库房领笑气。领了一瓶，拧开开关，发觉瓶内剩气不多。他又返回库房，换了一瓶，拧开开关，发出“嗤”的一声，他满意了。然而，钢瓶上落满灰尘，他用水冲净，这才放上自行车。
如此这般折腾，加上肇嘉浜路正在挖防空洞，到处堆着土，道路坑坑洼洼……
终于到了斜桥。自行车一转弯，方医生看见了“红屋子”，舒了一口气。然而，一看手腕上的表，他又双眉紧皱：8点10分。
他风风火火跑上三楼，已有好多人在手术室门口等他了。天气尚冷，他的前额却沁出豆大的汗珠。
“方医生，你怎么迟到啦？”
一听这话，他的脸上火辣辣的。
他把笑气钢瓶往地上一放，连忙进更衣室换衣服，入洗手间洗刷双手。
一位护士把钢瓶拎进手术室，递给叶医师。
“方医生，用哪一台麻醉机？”叶医师在洗手间门口问了一声。
“用我们医院的！”方医师答道。
当方医师洗好手，叶医师已经把笑气钢瓶装上了中山医院的那台麻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