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未动，麻醉先行”。麻醉师历来是“先行官”。
方医生洗好手，上阵了。8点20分，他从叶医师手中接过装好镇静剂“硫苯妥钠”的注射器，对张佩瑛说：“老张，我给你打针了。稍微有点痛，不要紧的。”
张佩瑛点了点头，说：“打吧，没关系。”
方医生熟练地把针头刺进张佩瑛的静脉，缓缓地推进药水。他一边推进药水，一边注视着张佩瑛的表情。没一会儿，张佩瑛闭上双眼，睡熟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按照操作规程，叶医生给张佩瑛戴上了面罩，输入氧气。
方医生拿起装有司可林的注射器，又开始注射，做全身麻醉前的诱导。按照操作规程，在注射司可林之后，才往面罩里输入乙醚。
就在司可林刚刚射入张佩瑛的血管，一个护士吃惊地说道：“方医生，病人的手指甲发紫！”
方医生也为之一惊。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满脸惊讶。
当他打完司可林，张佩瑛在颤动着，皮肤渐渐青紫，嘴唇乌黑。在场的一医党委、妇产科党总支领导脸色发白。
方医生以为输氧不够，当即决定：“插管输氧！”
叶医生拿定面罩，方医生以熟练的动作，把氧气管插入张佩瑛气管，开大了氧气开关。
奇怪，患者青紫有增无减，呼吸停止！
这时，心率每分钟88次，血压也正常。
患者怎么会停止呼吸？医生们急促地交换着意见。
手术室里顿时骚乱，人们惶惶不安。手术主持者，决定施行人工呼吸。
方医生遵嘱开始给张佩瑛做人工呼吸。不久，血压剧降，心跳难以听出。
就在这时，上海中山医院所有的广播喇叭，响起了急找司机的声音。
著名胸外科专家石美鑫教授，匆匆坐上小轿车——几分钟之前，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负人从妇产科医院来电话，要他火速赶到。
当石美鑫奉召赶到之后，一辆又一辆小轿车陆续驶入方斜路。
名医们在研究着抢救方案。人多嘴杂，意见纷纭。犹如一条船上，忽地来了众多的“老大”。真的有点像张佩瑛在手术前所担心的那样：“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负责，实际上大家都不敢负责。今后要出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问题上！”
有人紧皱双眉，有人托着下巴，有人踱着方步，有人闭口缄言。
妇产科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出了一身冷汗，内衣冰凉地贴在脊梁骨上。这次张佩瑛手术，他是总指挥。这些日子里，请专家，大会诊，订措施，做准备，忙得他连睡觉都不安稳。方医生就是他亲自点名请来的。他本来想立个大功，而眼下却闯了个大祸，他怎不六神无主，大汗涔涔？他，呜呜咽咽，不由得哭了起来！
方医生也一身水湿，白大褂上满是汗液。一则心慌意乱，二则不停地给张佩瑛做人工呼吸，汗珠“吧嗒吧嗒”往下滴，冷汗跟热汗混流在一起。
抢救措施逐步升级：注射麻黄石碱。注射地塞米松。体外心脏按压。大隐静脉切开。颈外静脉穿刺输液……上午11时，终于决定由石美鑫教授开胸，做心脏按摩。
方兆麟从手术台旁退了下来，让位给石美鑫。这时，他才缓了一口气，绷紧了的神经松弛了一下。
方兆麟的目光无意之中，投射到那台从中山医院借来的麻醉机上，顿时像触了电似的……他欲言又止，终于咽下了到了嘴边的话，忙乱之中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方医生那忽然变得惨白的脸。
呼吸停止。心跳停止。血压=0，抢救工作仍在不断进行。
电击。一次，两次，三次，毫无反应。
用尽了一切抢救措施。直至下午3点20分，疲惫不堪的“白大褂”们这才离开了手术台。
当晚，经过“白大褂”们的分析，讨论，初步确定了张佩瑛的死因：所用的硫苯妥钠和司可林两药，或过敏，或变质，发生毒性的作用。也有人提及了肺栓塞的可能性。
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连夜写出了《关于张佩瑛同志在手术麻醉过程中不幸死亡的情况报告》，当即打印，直送“马徐王”：“市委：我们沉痛地向市委报告，春桥同志的妹妹张佩瑛同志于今日（3月30日）上午8时20分在我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手术麻醉中，突然发生心脏变化造成不幸死亡……”
手稿送去打印之际，“春桥同志的妹妹”一句被删去了。
此后，所有关于张佩瑛猝死的文件中，再也未见过“春桥同志的妹妹”字样。心照不宣。谁都明白其中的含义，谁都不在白纸黑字上表露。
徐景贤在这份报告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对张佩瑛同志的死因要调查弄清。”
翌日，3月31日，星期天。
4月1日一上班，上海市文教组、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关于张佩瑛死因联合调查组便成立了。上海市卫生局工宣队政委C出任调查组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出任副组长。调查组的级别如此之高，原因同样在于那句被删去了的话——“春桥同志的妹妹”。
好在这个调查组的活动，是公开的。
雷厉风行。一组快节奏的短镜头。
4月1日夜。一医。
在征得张佩瑛的丈夫和张佩瑛的三哥、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的张铁桥的同意之后，张佩瑛的遗体被送上了解剖台。
作为紧急任务，一医病理教研室教师和上海瑞金医院病理医师连夜解剖张佩瑛尸体。
解剖结论：“病理检验发现内脏瘀血、全身水肿等病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内脏微血管严重扩张，管腔空虚，含血量少。上述变化反映了全身血容量的不足以及循环衰竭的存在，并由此而促进了休克的发展和脑疝的形成，以至抢救无效死亡。”
4月2日。上海药物检验所。
紧急任务。查验不知名者的腹水、右胸水、小便以及手术所用葡萄糖复合液。
结论：“均未检出氰化物、亚硝酸盐、巴比妥类，排除以上毒物中毒。”
4月3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紧急任务。已用过的一支硫苯妥钠空瓶和一支司可林空瓶，要求提取瓶中残液与未用过的同类注射剂比较。
红外光谱分析。紫外光谱分析。层析法分析。
结论：“药品性质一致。”
4月3日下午。
专家云集一医，讨论、分析张佩瑛死因。出席者有中山医院内科，华山医院皮肤科、内科，上海第三人民医院内科，新华医院麻醉科，瑞金医院病理科，一医教育革命组……
会议记录：众多的专家反复讨论药物过敏的问题，但是新华医院麻醉科医师提及了可能是笑气中毒导致死亡。
4月6日晚。妇产科医院三楼手术室，灯光通明。
手术台上躺着的不是张佩瑛，而是兔子。
调查组正、副组长及组员在一旁仔细观察。
兔子戴上面罩，输氧。一分钟后，兔子全身青紫，与张佩瑛死亡过程酷似。
结论：“动物实验，证实了新华医院麻醉科的推测是正确的——患者死于笑气中毒。”
4月7日。中山医院。
调查组与方兆麟谈话。
4月8日。中山医院。
方兆麟承认了错误，写出了检查。张佩瑛死因大白。
方兆麟检查：“我在心脏按摩后，在一旁休息，突然见到麻醉机上笑气筒下部四周有湿与霜，感到奇怪。根据自己的经验断定必有漏气。我再看一下麻醉机，原来是一台单向的，只能用氧气的麻醉机，我顿时大吃一惊，几乎瘫掉了！”
根据方兆麟的检查，不妨重演3月30日上午的镜头：
方兆麟满头大汗，赶到妇产科医院手术室。
他把笑气钢瓶往地上一放，连忙去换衣服，洗手。
一位护士把钢瓶拎进去，交给叶景馨医师。
“方医生，用哪一台麻醉机？”叶医师问。
“用我们医院的！”方医师答道。
叶医师未用过中山医院那台麻醉机，不熟悉性能，不知道那台麻醉机不能用笑气。她把笑气瓶装了上去，而且打开了开关。
方医师呢？在匆忙之中，也疏忽了。他是主任医师，而且常用那台麻醉机。不过，如他所言：“麻醉的准备工作大多数是科里同志或进修的同志准备好的。由于误装了笑气，开关又开着，大量的笑气直接进入氧气管道。”
经过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用气相色谱仪测定，由于误装了笑气，以致输出的氧气中，笑气含量高达96%，而氧气仅占4%。
于是，给病人输氧气，变成了输笑气！
在抢救时，越是想多输氧气，结果输入的笑气越多。
张佩瑛之死，便是死于笑气窒息。
方兆麟医师承认了错误：“第一，由于工作粗心，出了医疗事故，造成病人死亡，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第二，当自己发现笑气瓶上结霜，知道了事故的原因，由于想到死者是张春桥的妹妹，心中极为害怕，不敢主动说出事故原因。”
直至1986年当我采访方兆麟医师时，他仍重复12年前说过的话，依然为自己的过失感到痛心。
他在写出检查之后，请求领导给予处分。
事情到此，可以说该拉上大幕，宣告“剧终”了。
■ 叶永烈采访方兆麟医生
4月11日，中山医院党总支书记Fa，起草了调查报告。这一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调查结果：
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发现方兆麟重大政治问题。
在业务上，方兆麟一贯埋头工作，认真负责，服务态度较好，抢救病人随叫随到，从不计较时间，并有一定的钻研精神。
方兆麟担任麻醉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各种麻醉的操作都比较熟练，有关麻醉学方面的知识也比较全面。他自1958年起担任华东医院的高干会诊和手术时的麻醉工作，亦曾多次赴外地为高干或高干家属做麻醉工作，均未出过麻醉死亡事故。
方兆麟基本上拥护党、拥护毛主席。
据我们了解，方兆麟同志平时与张佩瑛同志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听到他对张佩瑛同志的什么议论。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是张佩瑛手术的主持人。她也实事求是，不仅同意中山医院党总支的报告，而且十分中肯地说：“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张佩瑛之死不是政治事件。”她在报告上加了一段话：“我们认为，关于这次麻醉死亡事件，从方兆麟同志一贯的表现分析，到目前为止，未发现阶级报复的政治事件的依据。”
调查报告上报上海市委，还附了方兆麟医师的检查。
方兆麟写道：“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痛。我一定要牢记这一沉痛的教训，一方面请求组织上给自己一定的处分，一方面要积极工作，认真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
喧闹一时的张佩瑛死亡事件，渐渐平息。
“红房子医院”恢复了平静。
中山医院恢复了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