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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重申“此案要严肃处理”

绝密档案里的一份《情况汇报》:

“1974年6月24日上午7时半左右,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现放在工作服袋里的钥匙不见了,到处寻找。这时,方兆麟声称在上厕所时,在那里地上拿把钥匙,交了出来。

“经追查,昨天下午五时左右,方兆麟上厕所时,从挂在门后白大褂的衣袋中,拿走实验室的钥匙,偷偷放在洗澡间门框上方。准备要寻死时,用钥匙打开实验室煤气间,以煤气自杀……”

方兆麟被关押在中山医院的动物室里,欲死未成。

十几天后,一辆越野车把他送往上海西郊哈密路,投入秘密监狱。

那里是一幢幢花园洋房,谁也没想到竟是秘密关押重要犯人的所在。

单独隔离。看守透过门上的小洞,随时监视着方兆麟的一举一动。

偶然,他在每天十分钟的放风时间里,有一次看见一个女人走进他对面的监房。

又很偶然,从对面房间传出的审讯声中,他得知那女人是林彪死党王维国的妻子。

他明白,他落到什么地步——他确确实实成了要犯!

11次,12次,……17次,18次……调查组一次又一次前来审人。今天审讯这个问题,明天审讯那个问题。

他们仿佛要用显微镜把他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查一遍!

调查组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上中学的时候,骑的那辆英国力士牌自行车,从哪儿来的?你跟英国有什么关系?”

唉,他还吃过美国奶粉,用过日本牙膏,穿过印度绸、苏联布,调查组怎么忘了调查?

“你家厕所的灯,为什么一会儿红,一会儿绿?那是什么信号?”

唉,厕所里点的是一盏经济灯,本来用红色灯管的,坏了以后换上绿色灯管,难道这也是“特务活动”?

……

面对神经质的调查组,方兆麟的神经也被扰乱得有点不正常了?

他被投入秘密监狱,急坏了妻子万廷钰。如果不是因为家中有三个孩子需要照料,妻子也要遭到囚押。

妻子不知丈夫在何方,甚至不知他是否还在人间。

最令人寒心的是:调查组要方兆麟揭发万廷钰,要万廷钰揭发方兆麟。

调查组在方兆麟家安排了秘密监视者。谁来万家,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一一记录在案。一有要紧情报,用电话通知调查组。

叶景馨在妇产科医院,大会批,小会斗,白头发骤然增加,她从18岁起做护士,29年来,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

在“大揭大议”中,调查组又查出“张死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在“张死”之前,护士葛微君为张注射庆大霉素,“发生损伤下肢神经,造成活动障碍事故”;护士范宏茅为张灌肠,“发生烫伤黏膜事故”……于是,这两位护士被免去护士职务,一直做勤杂工……

“张春桥妹妹之死事件”波及面越来越广,调子越喊越高。在秘密档案中,有一份华山医院的情况反映材料,内中写道:

“在华山医院,要在揭医疗事故,大抓医务人员中的事故、差错,这是一场‘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

“事故不仅医生有,护士有,公务人员有,行政人员有,连食堂炊事人员也有,到处都有!

“要大抓,狠抓,大揭,大批,坚决斗坚决批。”

弄得医务界人人自危,处处弥漫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面对调查组的淫威、高压,方兆麟始终没有承认过“谋害”张佩瑛。

他写下了这样的话:

 调查组的同志们:

我再一次表白,在张佩瑛死亡事故上,我绝对没有故意去陷害她。请审查……

他写了申辩信给徐景贤——因为他在为高干治病中认识徐景贤,托调查组转交。

调查组冷笑了:“你写信给徐景贤?告诉你,我们就是他派来的!”

原来如此!

调查组深知方兆麟认识的高干颇多,生怕他还给别的高干写信,搞了个突然袭击——搜查隔离室。

他们查到了方兆麟写给妻子的一封无法寄出,近乎遗嘱的信——

 钰:

我没有故意去陷害张佩瑛同志,这是肯定的。处理是组织上的事。 要注意身体。对不起您。 孩子设法培养大,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 有困难找兄姐帮忙一下。 我办公室右手抽斗信封中,有一百三十元,是我平时积下的(钥匙在学习班处,大麻醉科柜子短白大衣里。) 把业务书和杂志都卖掉罢!剩一些政治书就行。

兆麟

一双擦得乌亮的皮鞋,在地毯上缓缓来回移动。秃亮肥硕的脑袋耷拉着,陷入沉思。马天水一言未发。

徐景贤歪着脑袋。

王秀珍竖着浓眉。

眼看着张佩瑛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调查组忙碌了快一年,仍未查到方兆麟“谋杀”、“政治陷害”、“阶级报复”的证据。照此下去,怎么向张春桥交代?

“康办”、“马徐王”又一次召见那个秘密调查组的头目。

他们在密谋:纵然查不到“精心策划谋害张佩瑛的证据,也要给方兆麟判刑!然而,判几年呢?

听完调查组的汇报,过了半晌,徐景贤终于开口了:“看这个情况,判个七、八年吧!”

王秀珍一听,摇头道:“照我看,判十年徒刑也不算多!”

徐景贤马上把难题转移到马天水那儿,说道:“马老你以为怎样?由您定吧!”

马天水不吭声,面有难色:判少了,得罪了张春桥,非同小可;判多了,将来医务界再出医疗事故,就不好处理了。

马天水踱着方步,慢吞吞地从牙缝中挤出一个个字眼:“情节是恶劣的,问题是严重的……”

沉默。

照理,下文该是说说判多少年了。不料,老奸巨猾的马天水,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却道:“如何处理,你们打个正式报告,提个建议,我们再研究,然后送法院判决。”

这么一来,判刑的事,要转往法院。

一听说要转法院,消息马上传到张春桥那里。很快,通过家属之口,说出了两条意见:“第一,此案绝对保密;第二,判刑后方兆麟要单独关押。”

既然要“绝对保密”,法院不能看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怎么给方兆麟判刑?

至于单独关押,法院也以为很难办到。

于是,判刑之事就拖了下来。方兆麟被无限期地关押在秘密监狱之中。

调查组经过一年的秘密调查,终于定出了“结案报告”,虽然开列了方兆麟的一系列“罪状”,但是毕竟无法证实王洪文在“张死事件”发生时所写的“批示”:“这是阶级报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反革命的破坏。”

结案报告送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调查组等得心焦——“中央首长”对结案报告不作表态。

1975年7月,姚文元来到上海。马天水向他当面“汇报”了张佩瑛案件及调查组的调查情况,姚文元只是听着,不作明确答复。

8月,王洪文来到上海。“马徐王”一起赶去,向王洪文当面“汇报”、“请示”如何处理方兆麟?王洪文气呼呼地说:“对此案要严肃处理!”

就在“马徐王”按照王洪文的“指示”,要严惩方兆麟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