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7日，被关押了18个月零四天的方兆麟医师，突然接到看守的通知：收拾东西！
方兆麟一边迈着浮肿的双脚，开始收拾行李，一边心中疑惑，不知是要拉去枪毙还是转移到别的监狱。
万万想不到，一辆汽车来了，竟把他送回家。他，见到了久别、消瘦的妻子，见到了大女儿和他心爱的那对双胞胎！悲喜交集，他仿佛身在梦中。
虽然在他获释之际，看守板着铁面孔对他宣布：“出去，不等于解放！你要继续交代罪行！”然而，此时此刻，他毕竟与亲人团聚了，毕竟自由了。
三天之后，方兆麟被送往位于上海郊县奉贤的上海市卫生系统“五七”干校。在那里，他虽然连一名“五七战士”的资格都够不上，被迫“边劳动，边交代”，但是终究比秘密监狱囚笼生活要松宽得多。
方光麟在奉贤劳动了近一年，直至他听说张春桥倒台，才欢天喜地回到了上海。
方兆麟为何能够逃脱“四人帮”的罗网，突然获释，一直是个谜。
“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很想了解其中的奥秘。
经过多方寻访，我终于获悉：当时，此事惊动了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总理！
方兆麟曾见过周总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4年，柯庆施要做肺癌切除手术，周总理过问治疗方案，并接见了医疗小组。方兆麟当时担任手术麻醉师。
周总理很快就发觉，医疗小组中有的医生情绪紧张，生怕在手术中出半点差错。
像聊家常似的，周总理跟医生们说起看似平常的小事：“我的理发师跟我很熟，给我刮胡子的时候，又轻松又快。”“有一次，一个陌生的理发师给我刮胡子。大概他知道我是国务院总理，拿起刀的手都有点发抖，面色挺紧张。我就跟他聊天。一会儿，我们就熟悉了，他也就一点也不紧张了……”
医生们明白周总理话里的意思。
方兆麟多年参加高干医疗小组，结识了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当这位保健医生得悉方兆麟受到秘密调查组的政治迫害，便把情况如实向周总理汇报。
一次，周总理跟副总理张春桥谈完国务院的工作之后，顺便提及了张佩瑛事件。周总理说：“在医务界，出医疗事故是难免的，医生要吸取教训。但是，因为死者是你的亲戚，你就那样，恐怕不妥。”
周总理的三言两语，分量不轻。张春桥的脸上，露出惊惶的神色。他颇为吃惊：调查组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工作，怎么会让周总理知道了？
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读罢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的绝密档案，我发觉，秘密调查组一年多的“辛勤”工作，最后的结果等于零！
张佩瑛遽然而亡之后，第一个调查组依靠科学、尊重事实，只花了十来天就把事情的真相查清。后来那个秘密调查组，尽管“来头”那么大，上至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下至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发了那么多的“指示”，查了那么多的缝，钻了那么多的洞，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结果枉费心机，还是回到第一个调查组所做的结论上来。历史是那样的蔑视权势，那样的尊重客观事实。谁想开历史的玩笑，就会受到历史无情地嘲弄。
我忽地记起《红楼梦》中的两句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用这两句诗来概括那一大堆秘密档案，是最确切不过的了。
当然，那些密告者、诬告者，迄今一提及张佩瑛事件，就眼跳心惊，生怕揭了疮疤——因为他们做了亏心事！
至于那几位“秘密福尔摩斯”，如今旧事重提，脸上也火辣辣的。那个Q，晃着脑袋，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荒唐！荒唐！现在想想，那时候真荒唐！”
张佩瑛一案是“四人帮”苛政的形象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