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修文的“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在里弄里斗争居委会党支部委员。
姚蓬子更带“劲”，以“劲松战斗组”组长的身份，宣称自己是上海师院中文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
虽然他“大舌头”，讲起话来口齿不清，却在中文系资料室门口，叫住了从他跟前走过的党员殷海国，像高音喇叭似的吼叫道：“你们党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现在是受迫害最深的人最革命，对毛主席的感情最深！”“拿着鞭子的人，是不会知道挨鞭子的奴隶的痛苦的！”
这位20年代的诗人，把心底的愠怒喷泻出来，指着党总支委员的鼻子呵斥着。
这还远远难解心头恨。
1967年1月19日，在“一月革命”的“凯歌”中，上海师院中文系资料室里口号声连绵不断，声震大楼。
墙上挂着大字标语：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
上午，会议由“劲松战斗组”组长姚蓬子主持[29]。他操一口“绍兴官话”，洪亮的声音，替那些受屈者申冤，批斗着系党总支的负责人。
他的开场白，富有煽动性：“中文系党总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为严重！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揭发！”
姚蓬子说罢，得意地坐在主席座位上，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尽管因患气管炎，他已经戒烟，此时此刻不得不破例，以求提起精神投入战斗。须知，往常的学习会，他总是无精打采，就连看电影时也往往会发出如雷鼾声。然而，如今他的双眸不断闪射着明亮的目光。每当进入斗争高潮，他会抓着时机振臂高呼口号，使会议的“温度”不断上升。
虽然姚蓬子有一肚子的“冤气”，可是，他沉得住气，整整一上午，只替别人“申冤”，不为自己“平反”。他，不慌不忙，沉得住气。
下午，会议继续在原地举行。姚蓬子宣告“引退”，改由另一个战斗队的头头充当主席。
下午的会议，火药味儿比上午更浓。会议的主题是为姚蓬子“平反”。“劲松”队员们连珠炮似的发问：
“你们为什么抄姚蓬子的家？”
“抄姚蓬子的家，等于抄中央文革小组！”
“整姚蓬子的黑材料，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
“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
犹如粤曲《步步高》似的，批斗会的调门，越唱越高。
到了最高潮，姚蓬子霍的一下，站了起来，用洪钟般的声音，震得窗玻璃都摇晃着：“我已经写好一份告全上海人民呼吁书，题目叫《我要控诉，我要呼吁》。如果不给我平反，我随时都可以向上海人民散发。我要追查抄家的黑后台！我要追查匿名信！”
抄姚蓬子的家，近乎“太岁头上动土”！在上海师院，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人人皆知。当姚蓬子把抄家的消息告诉姚文元，姚文元震怒了。
抄姚蓬子的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一群“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干的。
那是在1966年10月20日下午4点多，一封贴着四分邮票[30]的信，寄到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办公室。
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字，写着：“上海师范学院 中文系领导 收”。
不敢怠慢，办事员把信送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手中。
信很简单，字极蹩脚：“姚蓬子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把手枪藏在屋檐里面，你们快来，我们在弄堂口等你们。”落款为“几个红小兵”。
事情来得突兀，紧急。
办公室里，几个青年教师传阅着这封信。
“去查一查！”四个青年教师召来四五个大学生，匆匆吃过晚饭，从教师通讯录上查到姚蓬子家的地址，就出发了。
四个青年教师，都不过二十来岁，浑身“虎”气，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带着学生，来到上海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找到了姚蓬子家的弄堂口。
令人遗憾的是，不像信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在弄堂口等待他们。
他们闯进了里委会。里委干部看了那封红小兵的检举信，也以为姚蓬子家值得查一查。
一幢三层楼房，那便是作家书屋老板姚蓬子当年用金条买下的私宅，响起了敲门声。一群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姚蓬子面前，声言前来“扫四旧”[31]。
姚蓬子脸上，出现惊惶的神色，一双金鱼眼瞪得大大的。
无奈，他只得接受这群年轻人的指挥，“协助”他们“扫四旧”。
年轻人们口口声声说的是“扫四旧”，眼睛却盯住屋檐、墙洞、床下、皮箱之类容易藏匿手枪的地方。
姚蓬子的家，真是够乱的。横一本，竖一本，椅子上、茶几上、窗台上，到处是书。
查过底楼。那里是姚蓬子的书房，没有发现枪支，只查到一些属于“四旧”的书。
查过二楼。那里是姚蓬子夫妇的卧室。在箱子里，查到周修文的尖头皮鞋、旗袍之类——这在当时是属于“四旧”。周修文连声喏喏：“该扫‘四旧’！该扫‘四旧’！”
查过三楼。那里本是姚文元夫妇的卧室。当年，姚文元和金英结婚后曾住在那里。后来，姚文元青云直上，跟老子“划清界限”，搬到康平路去住了。眼下，床上睡着的，只是姚文元的女儿。在三楼，年轻人们细细查过屋檐，似乎没有任何藏枪之处。姚蓬子在一旁睁大了眼睛，如同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到屋檐之下去“扫四旧”？
几个小时过去，不见手枪踪影，年轻人们只得作罢。他们把“四旧”物品集中在底楼书房里，关照姚蓬子道：“你自己处理！”
于是，年轻人们双手空空，离开姚家。
这便是抄检姚蓬子家始末。
没有核实，没有证明，光是凭着一封“红小兵”的检举信，就到姚蓬子家“扫四旧”——这在今日听来仿佛如同神话一般，然而，在当年却确实如此。“破四旧、立四新”的“雄文”，出自姚文元之手。不料，年轻人们却到他的老子家“破四旧、立四新”。
姚蓬子耿耿于怀。“抄姚蓬子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借助于儿子的“虎威”，姚蓬子一口咬定，那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有“后台”，受人指挥去“抄中央文革小组”的“家”！
非常遗憾的是，那群年轻人“办事不牢”，在姚蓬子家抄家（严格地讲是“抄检”）之后，随手一丢，把那封“红小兵”的检举信丢了。
这下子，姚蓬子更来劲了，说年轻人们在编造谎言，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检举信”，完全是对他进行“政治陷害”！
虽然，将近十来个年轻人，还有那位系党总支书记和里弄干部，都证明看过“红小兵”的检举信，都说信是确实有的。但是姚蓬子不信，说这些人都在那里“炮打中央文革”！
沸沸扬扬，一出闹剧演得有声有色。
就在“劲松”和另一个战斗队召开“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翌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党总支只得按照姚蓬子的要求，在他家的大门上，贴上红纸头，醒目的标题三个字：《道歉书》！
姚蓬子双臂交叉在胸前，在红纸头前嘟道：“哼，连锣鼓都不敲，算什么‘平反’？人家贴红纸头，都是敲锣打鼓的！”
自从“平反大会”旗开得胜，“劲松”战斗队军威大振。姚蓬子益发趾高气扬，动不动斥责党员干部是“特务”、“狗腿子”、“国民党”。
“劲松”战斗队的油印机也哗啦啦地印得欢，传单的印数与日俱增。前来索取传单的，交换传单的，门庭若市，其盛况不亚于当年作家书屋的门市部。
就在“劲松”们“劲”头十足的时候，忽然，一张大字报贴上门来，如当头一棒。
其实，那张大字报写得挺简单，而且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劲松”战斗队。
那张大字报，只不过全文抄录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总共六条，人称“公安六条”。大字报在“公安六条”下面，加了一句：“凡符合‘公安六条’的，不许参加革命群众组织！”
贴在“劲松”战斗队的门上，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劲松”战斗队沉默着，队员们双眉紧皱，躲在小房间里一筹莫展。
队长姚蓬子用双手托着下巴，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宣布退出‘劲松’战斗队！”终于，一位头发灰白的队员，打破了沉默。他说罢，站了起来，走出了“劲松”战斗队。
“我退出‘劲松’战斗队！”
“我也退出‘劲松’战斗队！”
又有两名队员一边说着，一边朝外边走去。
宣布自动退出“劲松”战斗队的人，越来越多。队长的双眉紧紧地拧在一起，拉住队员道：“就这么一张大字报，‘劲松’就散伙，太丢脸了吧！”
可是，队员们各怀心腹事，掂量着门上那张大字报的分量。
1967年3月，“劲松”战斗队终于宣告解散。
姚蓬子一脸沮丧，一蹶不振，再也没“劲”了。
没几天，他交来一张病假单，从此躲进小屋，不再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特别是当他听说上海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成立了“姚蓬子专案组”，他战战兢兢，食不甘，眠不安，生怕自己的底细有朝一日被用大字报公布出来。
他常常做噩梦，梦见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重演1955年那触目惊心的一幕。
然而，当他醒来，看见玻璃板下那张儿子一身戎装、巍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他心中忽地又踏实了。
“炮打我姚蓬子，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他不住地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空虚、惶恐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