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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岁头上动土”抄姚蓬子的家

周修文的“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在里弄里斗争居委会党支部委员。

姚蓬子更带“劲”,以“劲松战斗组”组长的身份,宣称自己是上海师院中文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

虽然他“大舌头”,讲起话来口齿不清,却在中文系资料室门口,叫住了从他跟前走过的党员殷海国,像高音喇叭似的吼叫道:“你们党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现在是受迫害最深的人最革命,对毛主席的感情最深!”“拿着鞭子的人,是不会知道挨鞭子的奴隶的痛苦的!”

这位20年代的诗人,把心底的愠怒喷泻出来,指着党总支委员的鼻子呵斥着。

这还远远难解心头恨。

1967年1月19日,在“一月革命”的“凯歌”中,上海师院中文系资料室里口号声连绵不断,声震大楼。

墙上挂着大字标语: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

上午,会议由“劲松战斗组”组长姚蓬子主持[29]。他操一口“绍兴官话”,洪亮的声音,替那些受屈者申冤,批斗着系党总支的负责人。

他的开场白,富有煽动性:“中文系党总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为严重!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揭发!”

姚蓬子说罢,得意地坐在主席座位上,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尽管因患气管炎,他已经戒烟,此时此刻不得不破例,以求提起精神投入战斗。须知,往常的学习会,他总是无精打采,就连看电影时也往往会发出如雷鼾声。然而,如今他的双眸不断闪射着明亮的目光。每当进入斗争高潮,他会抓着时机振臂高呼口号,使会议的“温度”不断上升。

虽然姚蓬子有一肚子的“冤气”,可是,他沉得住气,整整一上午,只替别人“申冤”,不为自己“平反”。他,不慌不忙,沉得住气。

下午,会议继续在原地举行。姚蓬子宣告“引退”,改由另一个战斗队的头头充当主席。

下午的会议,火药味儿比上午更浓。会议的主题是为姚蓬子“平反”。“劲松”队员们连珠炮似的发问:

“你们为什么抄姚蓬子的家?”

“抄姚蓬子的家,等于抄中央文革小组!”

“整姚蓬子的黑材料,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

“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

犹如粤曲《步步高》似的,批斗会的调门,越唱越高。

到了最高潮,姚蓬子霍的一下,站了起来,用洪钟般的声音,震得窗玻璃都摇晃着:“我已经写好一份告全上海人民呼吁书,题目叫《我要控诉,我要呼吁》。如果不给我平反,我随时都可以向上海人民散发。我要追查抄家的黑后台!我要追查匿名信!”

抄姚蓬子的家,近乎“太岁头上动土”!在上海师院,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人人皆知。当姚蓬子把抄家的消息告诉姚文元,姚文元震怒了。

抄姚蓬子的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一群“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干的。

那是在1966年10月20日下午4点多,一封贴着四分邮票[30]的信,寄到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办公室。

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字,写着:“上海师范学院 中文系领导 收”。

不敢怠慢,办事员把信送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手中。

信很简单,字极蹩脚:“姚蓬子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把手枪藏在屋檐里面,你们快来,我们在弄堂口等你们。”落款为“几个红小兵”。

事情来得突兀,紧急。

办公室里,几个青年教师传阅着这封信。

“去查一查!”四个青年教师召来四五个大学生,匆匆吃过晚饭,从教师通讯录上查到姚蓬子家的地址,就出发了。

四个青年教师,都不过二十来岁,浑身“虎”气,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带着学生,来到上海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找到了姚蓬子家的弄堂口。

令人遗憾的是,不像信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在弄堂口等待他们。

他们闯进了里委会。里委干部看了那封红小兵的检举信,也以为姚蓬子家值得查一查。

一幢三层楼房,那便是作家书屋老板姚蓬子当年用金条买下的私宅,响起了敲门声。一群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姚蓬子面前,声言前来“扫四旧”[31]。

姚蓬子脸上,出现惊惶的神色,一双金鱼眼瞪得大大的。

无奈,他只得接受这群年轻人的指挥,“协助”他们“扫四旧”。

年轻人们口口声声说的是“扫四旧”,眼睛却盯住屋檐、墙洞、床下、皮箱之类容易藏匿手枪的地方。

姚蓬子的家,真是够乱的。横一本,竖一本,椅子上、茶几上、窗台上,到处是书。

查过底楼。那里是姚蓬子的书房,没有发现枪支,只查到一些属于“四旧”的书。

查过二楼。那里是姚蓬子夫妇的卧室。在箱子里,查到周修文的尖头皮鞋、旗袍之类——这在当时是属于“四旧”。周修文连声喏喏:“该扫‘四旧’!该扫‘四旧’!”

查过三楼。那里本是姚文元夫妇的卧室。当年,姚文元和金英结婚后曾住在那里。后来,姚文元青云直上,跟老子“划清界限”,搬到康平路去住了。眼下,床上睡着的,只是姚文元的女儿。在三楼,年轻人们细细查过屋檐,似乎没有任何藏枪之处。姚蓬子在一旁睁大了眼睛,如同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到屋檐之下去“扫四旧”?

几个小时过去,不见手枪踪影,年轻人们只得作罢。他们把“四旧”物品集中在底楼书房里,关照姚蓬子道:“你自己处理!”

于是,年轻人们双手空空,离开姚家。

这便是抄检姚蓬子家始末。

没有核实,没有证明,光是凭着一封“红小兵”的检举信,就到姚蓬子家“扫四旧”——这在今日听来仿佛如同神话一般,然而,在当年却确实如此。“破四旧、立四新”的“雄文”,出自姚文元之手。不料,年轻人们却到他的老子家“破四旧、立四新”。

姚蓬子耿耿于怀。“抄姚蓬子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借助于儿子的“虎威”,姚蓬子一口咬定,那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有“后台”,受人指挥去“抄中央文革小组”的“家”!

非常遗憾的是,那群年轻人“办事不牢”,在姚蓬子家抄家(严格地讲是“抄检”)之后,随手一丢,把那封“红小兵”的检举信丢了。

这下子,姚蓬子更来劲了,说年轻人们在编造谎言,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检举信”,完全是对他进行“政治陷害”!

虽然,将近十来个年轻人,还有那位系党总支书记和里弄干部,都证明看过“红小兵”的检举信,都说信是确实有的。但是姚蓬子不信,说这些人都在那里“炮打中央文革”!

沸沸扬扬,一出闹剧演得有声有色。

就在“劲松”和另一个战斗队召开“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翌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党总支只得按照姚蓬子的要求,在他家的大门上,贴上红纸头,醒目的标题三个字:《道歉书》!

姚蓬子双臂交叉在胸前,在红纸头前嘟道:“哼,连锣鼓都不敲,算什么‘平反’?人家贴红纸头,都是敲锣打鼓的!”

自从“平反大会”旗开得胜,“劲松”战斗队军威大振。姚蓬子益发趾高气扬,动不动斥责党员干部是“特务”、“狗腿子”、“国民党”。

“劲松”战斗队的油印机也哗啦啦地印得欢,传单的印数与日俱增。前来索取传单的,交换传单的,门庭若市,其盛况不亚于当年作家书屋的门市部。

就在“劲松”们“劲”头十足的时候,忽然,一张大字报贴上门来,如当头一棒。

其实,那张大字报写得挺简单,而且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劲松”战斗队。

那张大字报,只不过全文抄录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总共六条,人称“公安六条”。大字报在“公安六条”下面,加了一句:“凡符合‘公安六条’的,不许参加革命群众组织!”

贴在“劲松”战斗队的门上,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劲松”战斗队沉默着,队员们双眉紧皱,躲在小房间里一筹莫展。

队长姚蓬子用双手托着下巴,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宣布退出‘劲松’战斗队!”终于,一位头发灰白的队员,打破了沉默。他说罢,站了起来,走出了“劲松”战斗队。

“我退出‘劲松’战斗队!”

“我也退出‘劲松’战斗队!”

又有两名队员一边说着,一边朝外边走去。

宣布自动退出“劲松”战斗队的人,越来越多。队长的双眉紧紧地拧在一起,拉住队员道:“就这么一张大字报,‘劲松’就散伙,太丢脸了吧!”

可是,队员们各怀心腹事,掂量着门上那张大字报的分量。

1967年3月,“劲松”战斗队终于宣告解散。

姚蓬子一脸沮丧,一蹶不振,再也没“劲”了。

没几天,他交来一张病假单,从此躲进小屋,不再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特别是当他听说上海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成立了“姚蓬子专案组”,他战战兢兢,食不甘,眠不安,生怕自己的底细有朝一日被用大字报公布出来。

他常常做噩梦,梦见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重演1955年那触目惊心的一幕。

然而,当他醒来,看见玻璃板下那张儿子一身戎装、巍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他心中忽地又踏实了。

“炮打我姚蓬子,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他不住地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空虚、惶恐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