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在上海师范学院，知道姚蓬子的底细的人倒并不多。
认真点讲，姚蓬子并非上海师范学院的正式职工。他只是那里中文系的兼课教师而已，主讲中国小说史。中文系每月发给他一百元。“文革”开始以后，“停课闹革命”，上海师院也就不给他发工资了。他不属于上海师院教师编制之内，没有“教授”头衔，连“讲师”职称也没有。上海师院没有姚蓬子档案。
姚蓬子甚至可以说是个无职无业的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他本是作家书屋老板。如果说，他有什么工作单位的话，那就是作家书屋。自从作家书屋在新中国成立后关闭之后，他就靠定息和存款过日子。也写点文章，译点书，不过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专业作家。
自从1963年为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课以来，他算是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工资收入。不过，他仅仅是兼课教师而已。那里并不过问他的政治情况，也没有审查过他的历史——因为他不属于那里的编制之内。
他的一位学生以笔名“依仁山人”写了一篇《忆姚蓬子先生》，回忆在1965年下半年听姚蓬子的课《中国古代作品选》，描述姚蓬子上课的“风格”，倒是十分生动：
姚老先生上李白、杜甫诗时，自带线装本书用。上课后粉笔灰满书，就随手拍书。书旧，一拍，纸屑散落。先生大笑，曰：“片片如落叶化作蝴蝶飞”。我们说书损坏了很可惜，先生曰：我上课用的东西全都是自己的，粉笔也是自己买的。李、杜的诗，我还有好版本。确实，我们从不见姚先生去中文系办公室的。上完课，先生提着人造革的包与我们一起缓步走到大门口，我们与先生道再见，去西部食堂吃饭，先生说“我到桂林公园（邻近上海师范学院的一个公园，因位于桂林路而得名。——引者注）去吃饭。”
曾聊及其子姚文元的学历，先生曰：“他高中未毕业就立马路去了。”即指上街迎解放军进城。问及姚文元的藏书，先生曰：“他都是洋装书”，指铅印新版书。
问先生书上怎么没有藏书章？姚先生说“我的书都堆在三楼，章是有几个的，可哪有时间去一本本盖？”后来听去过先生家的同学说，当时先生家住在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工业展览馆）旁的铜仁路。
问及轰动当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先生笑曰：“犬子瞎弄的。”
问及当时北京正上演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先生曰：“无非是安娜携子自日本回国罢了。”
问及鲁迅题送他的诗，先生大笑，曰：“都是年轻时的事了。”
作品选考试，我写了篇评《洛阳伽蓝记》的文章，先生用红笔挺仔细的批阅了。文后写了几句赞扬的话，提了点希望。分数打得挺高，是八十五分。我知道自己的文章不怎样，先生是在鼓励我。
先生声音洪亮可气管不好，上课常咳嗽吐痰，我班曹阿芳同学每当先生来上课，总事先把走廊里的痰盂捧到讲台边，课后再捧出去。
文革初期，听说姚先生家被抄。当抄出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服、指挥刀时，质问先生，先生说“这是我朋友叶挺将军送的”，于是哑然。文革中期，先生曾以造反派的身份主持过中文系的大会。以后先生被保护起来了，不再在学校露面。
姚蓬子引起上海师院红卫兵的注意，那是在1967年3月。
那时候，上海师院五个群众组织——“红师院公社”、“千钧棒”、“东方红联络站”、“红卫战斗队”、“二二〇起义部队”，联合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审查上海师院一个老教师的30年代历史问题。
红卫兵们来到离上海师范学院只有几站路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那里收藏着大批20世纪30年代旧报刊。
物理系的一个女红卫兵埋头查阅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一页又一页，细细地翻查。
忽然，她的心收紧了，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姚蓬子！
那是1934年5月14日的《中央日报》，赫然登载着《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姚蓬子是资本家，这，人们是知道的；然而，姚蓬子是叛徒，红卫兵们还是第一次知道。
于是，他们全文抄录了《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于是，红卫兵们组成“姚蓬子专案组”。
于是，上海师范学院里出现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姚蓬子》！
心惊肉跳，肉跳心惊，蜷缩在小楼里的姚蓬子，意识到大事不妙。
消息马上惊动了张春桥、姚文元。
上海师范学院接到来自康平路的电话：一切群众组织，都不得成立“姚蓬子专案组”。外调姚蓬子，必须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姚蓬子历史材料，列为“防扩散”材料。
“康办”的一道命令，保住了姚蓬子。
“姚胖子”以手加额，松了一口气。
然而，1968年4月，从青海省公安厅打来的长途电话，不仅惊动了张春桥、姚文元，连江青都过问此事了。
西宁。青海省公安厅。两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手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外调介绍信，提审那里在押的一个历史反革命罪犯。
罪犯写了外调证明材料。按照规定，外调材料要经青海省公安厅盖上公章。
就在盖公章之际，两个年轻人受到盘问。因为青海省公安厅公安人员看到外调材料上，写着这么一句：“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
“你们为什么要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公安人员扣留了两个年轻人。
“我们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的！我们是经公安部同意到这里外调的。”两个年轻人挥动手中的介绍信。
青海省公安厅电询公安部。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在电话中明确地答复：“这两个人是经我同意，前往青海外调的。”
青海省公安厅电询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答复：“派往青海外调的杨、刘二人，确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成员。”
青海省公安厅无奈，只得放掉那两个年轻人。
两个年轻人知道这回惊动了公安部，惊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头头，虽然未被青海扣留，也不敢马上回上海。他们到重庆、武汉避风头。过了好一阵子，才悄然返沪。
青海公安厅的电话，惊动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名主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
谢富治怒气冲冲地问那位副部长：“他们去青海外调，是你同意的？”
“是的。”副部长答道，“他们持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式介绍信，是符合组织手续的，何况外调的是姚蓬子问题。”“他是姚文元的父亲！”谢富治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他训斥副部长道：“你敢答应人家外调姚文元的父亲，你的胆子不小哇！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想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
谢富治当即报告江青。
江青大发雷霆：“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罪恶阴谋！”
江青转告汪东兴，要他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电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负责人赴京，责问为何派人前往青海外调姚蓬子？
与此同时，谢富治下令：“公安部档案中有关姚蓬子的材料，未经部领导小组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负责人带着文件，飞往北京。
他当面把文件交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文件说明了来龙去脉：
1967年10月，由中共中央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厅周扬专案组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议，应对上海的30年代文化界人物进行审查，以便为周扬专案组提供材料。这位负责人根据掌握的情况，开列了三十多名审查对象，内中包括姚蓬子。这份报告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审阅。他批了“同意”两字。于是，在1967年12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立了“姚蓬子专案组”，该组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后来改名为“上海市专案办公室”）第六组。张春桥曾三次听取过“姚蓬子专案组”的汇报。到青海外调的两个人，确系上海“姚蓬子专案组”成员。
原来，这个“姚蓬子专案组”是姚蓬子的保护伞！
这个“姚蓬子专案组”，有如下“保密”规定：
“姚蓬子专案组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办公室要单独，不准与其他30年代专案组交流材料”；
“有关姚蓬子问题的材料不准外泄，一律交市专案办公室”；
“通知上海师院革委会，不准任何群众组织成立姚蓬子专案组，不准批斗”；
“不准上海师院、上海作协的组织组接待外调人员直接找姚蓬子谈话，调查提纲要经市专案办公室审批后方能叫姚蓬子写证明材料”；
“对通过姚蓬子了解情况的单位人员要注意，要详细登记，严防有人搞炮打姚文元的材料。发现问题要马上报告市专案办公室处理”；
“对姚蓬子的审查不能像其他专案对象那样搞，不能搞隔离。让他在家里，用不着到学校去”；
“专案组要与姚蓬子家所在的里弄党组织联系，要他们做好对姚蓬子的安全保卫工作。如有人问姚蓬子家住在什么地方，回答不知道”；
“专案组对姚蓬子的问题作些外调，也要叫姚蓬子交代自己的问题，但目的不是为了定姚蓬子的案，而是通过他了解30年代周扬等‘四条汉子’的一些情况。”
如此这般，专案组对姚蓬子实行保护，那是最清楚不过的。专案组成立之际，一位“领导”便定下了调子：“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有谁能定他的案？”
就是这么个“专案组”，江青也还摇头。
1968年6月10日，“姚蓬子专案组”接到王少庸的“四点指示”：
一、姚蓬子专案组不搞了，专案组人员解散。
二、调查材料集中，登记造册，上缴市专案办公室。
三、不准对姚蓬子搞批斗。如一定要搞，必须打报告，经上海市委批准。
四、不准接待外地的外调。如一定要了解，须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
好家伙，姚蓬子从此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属下的“保护人物”，谁也不能碰，谁也不能查。
姚蓬子专案材料到哪里去了呢？
王承龙把全部材料密封，送交张春桥，锁入保险箱。
逍遥，安乐，从此姚蓬子躲在小楼里，万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