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了姚蓬子，苦了“姚蓬子专案组”成员们。
当“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到来的时候，“姚蓬子专案组”的成员们成了“审查对象”。这，叫作“反审查”！
罪名是明摆着的：“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炮打中央文革小组”，“扩散‘防扩散材料’”。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连上海师院中文系几位研究鲁迅著作的老先生，也成了“一打三反”的对象：因为鲁迅著作中多处提及姚蓬子，他们曾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过研究。不料，那也被视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所幸鲁迅先生早亡。倘若鲁迅先生健在，势必会被拖到隔离室，勒令交代其“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之累累大罪！
下面摘录“姚蓬子专案组”组员之一沈震璐在1976年12月23日所写的揭发材料，足见当年的“反审查”何等酷烈：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一个红卫兵。因为我参加过姚蓬子专案组，掌握姚蓬子的叛徒、特务罪行，“四人帮”竟对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我原是上海师院中文系六七届毕业生，于1968年分配到解放军六三四一部队所属的泰州红旗农场劳动锻炼，原已宣布1970年2月回上海安排工作，忽接上海市委命令，全体锻炼学生留农场参加一打三反运动。于是，2月下旬，上海师院派来的郁某、周某，宣布经市委、师院批准，对我进行审查。从此我受到了三个月的隔离审查，以后又监视审查两个月。7月中旬，宣布回上海工作并继续接受审查。1971年我在上海又一次受到审查。
在农场五个月的审查过程中，上海来人对我进行了逼供、套供、诱供，手段极其卑劣，从精神上对我进行极大的摧残。他们一再逼问我，为什么参加姚蓬子专案组？是谁指使我参加的？把材料扩散给谁了？为炮打张春桥、姚文元提供过什么材料？在审姚过程中搞过哪些其他活动？妄想逼我承认参加专案组是为了要收集姚文元的材料。他们骗我，说我接触的几位红卫兵负责人有的已经畏罪自杀了，有的已经被捕，有的已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说我是红革会头头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了（后来回上海才知道，当时他们并没有受到审查）。又威胁我，再不按他们的要求交代，就要以反革命论处了。因为涉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要累及父亲弟妹的政治生命，更不用谈自己预备党员的转正问题了。
每天从清早到深夜，在昏暗的小草棚里，几个人不停息地对我搞车轮大战，轮番训斥，逼写材料。要我把从1966年下半年参加文化大革命起，直至审查前的一切行动回忆出来。晚上最多只能睡着三四个小时。他们还常常指着外面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要我想想还要不要自由。每隔一个多星期，连里就要组织一次对我的批判会。
由于他们长时间的摧残，在第三个月我病了，风湿性关节炎发得很厉害，又出现了严重的血尿。尤其是精神上感到控制不住了。我要求治疗，要求给点安眠药，使大脑有所休息，避免精神分裂。市委派来的人竟然以防止搞阴谋为借口，不予治疗。后因我精神确已陷入紧张、恐怖状态，双眼日夜不能闭合，学生中的卫生员李婷婷不忍看着我变成精神病，向他们提出由她担保不出事，才批准我每天服一粒海拉明，略以镇定。其他疾病未作任何治疗。我幸好没有变成精神病，但记忆力丧失了，甚至连前两个月中自己回答的问题和写过的材料也记不起来了。所谓的专案组这才被迫暂时不隔离我，但仍不许与任何同学接触、讲话。那时，同学韩晓明看我病得吃不下饭，就趁我不在时悄悄在我床上放了一包廉价的香脆饼，竟被连夜召开全连批判大会，批她包庇反革命沈震璐。逼得这个同学连夜出走，经过同学们四出找寻，半夜才从荒野的河畔找回来，没有造成不幸……
对我的审查，前后竟进行了三年半……
这就是“反审查”——审查者受审查！
诚然，沈震璐等还算是“市革会专案组”成员，命运尚且如此。至于原先红卫兵们成立的那个“姚蓬子专案组”，更是遭到了严厉的“反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