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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蓬子之死

一辆车身雪白、漆着红色“十”字的救护车,在上海延安中路呼啸着前进。

救护车停在林村那长长的甬道前。

两位救护人员持担架奔向姚家。

当姚蓬子那肥胖的身躯占满那狭窄的担架时,已有许多人闻讯赶来。

本来只需要两个人抬的担架,四周围了好多“造反派”战士,七手八脚,抬着姚蓬子前进。

担架通过长长的甬道时,又有好几位“造反派”战士前来助一臂之力。眼看担架就要抬到救护车跟前,由于人手太多,失去了平衡,砰的一声,姚蓬子横着身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最先着地是他的右颊,顿时摔得紫中带青,鲜血流了出来。

那几位“造反派”顿时傻眼了。

姚蓬子妻子周修文大声嚷嚷:“还没进医院,就给你们掉个半死。你们等着瞧!你们不想想掉的是谁?”

救护车在急驶。周修文在车上还咬牙切齿,骂声不绝。

姚蓬子被送进了上海胸科医院。他,得了肺癌。

几天前,夜深人静之际,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林村,从裤袋里拿出钥匙,熟练地打开房门。

此人已是坐上红旗牌轿车的“中央首长”,这时甘受委屈,骑着旧自行车悄然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在他身后十多米,一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也骑着一辆自行车,警惕的目光扫视着子夜时分寥落的行人。

就在姚蓬子住进上海胸科医院病房的第二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来一个瘦长脸的家伙,在林村像幽灵一样晃来荡去。他用“阶级斗争”的眼睛审视一切,用“阶级斗争”的嗅觉辨别一切。

他暗中调查了那几个“积极”得过了头的“造反派”,查档案,查三代,查“文革”中的表现。他还拜访了离姚家不远的那位江青心腹、后来当上“文化部长”的于会泳——本来住在那里的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32],自从1966年9月9日李教授受迫害而自杀身亡,于会泳便抢占了她的那套舒适的公寓住宅。

过了半个多月,那张瘦长的马脸才在林村消失。他,实在查不出“存心陷害”姚蓬子的“阶级敌人”。不过,那几位“造反派”战士已察觉幽灵的存在,吓得魂不附体,后悔当初拍马屁拍在了马脚上。

收音机里播送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连幼儿园里的孩子也必须洗耳恭听。姚蓬子在胸科医院单间病房里听着广播,枯黄的脸上泛着笑容。他本来期望儿子成为一个作家,不料这么有出息。想当初,当儿子神秘地要他帮助查《明史》的时候,就连他也觉得批什么《海瑞罢官》纯属多管闲事,如今他方知儿子确实“先知先觉”,青胜于蓝。

1969年初,姚蓬子病入膏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人前往看望、慰问。姚文元派来专人,在床前聆听姚蓬子对后事的吩咐。姚文元正在北京忙着为林彪起草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无法分身。

1969年2月17日,肺癌终于结束了姚蓬子的一生。

一辆大卡车在苍茫的夜色中驶往林村,停在弄堂口。一批穿军服的人搬走了姚蓬子众多的藏书,运往上海康平路姚文元的家。

周修文也坐上卡车,搬了过去。

几天之后,周修文回林村取点衣服,见到了邻居。她跟姚蓬子是一路货,别人还没问,她就先吹了起来:“哎哟哟,康平路那里真好,连东西都不用自己买。你只要开一张单子,过一会儿,有人就会替你买好,给你送来!”

刚说完,她忽地收起了笑脸,摇头了:“哎哟哟,那里就是有一点不好——前前后后,都有警卫员站岗。这么一来,你们就没办法来看我了。那个地方,‘外头的人’是进不去的!”

她吹嘘一番,抬着头、挺着胸,一副“革命妈妈”的标准姿势,开步走了。

邻居们望着她的背影,有点糊涂起来:她刚才说的康平路“有一点不好”,究竟真的“不好”,还是假的“不好”呢?

不过,姚蓬子死后,姚文元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决定不开追悼会,以免太招惹别人的注意。虽说周修文对此曾有些不满,无奈儿子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到底“站得高,看得远”。于是,姚蓬子的遗体被悄然送进火葬场,不声不响地在世界上消失,结束了他的错综复杂、曾“红”曾“黑”的一生。

姚蓬子安葬在杭州南山公墓。现在的墓碑是2008年11月重立的,墓碑上刻着“子文元,媳金英”。

看到姚蓬子的墓,不由得令人记起他在诗集《银铃》一书《自序》中的话,他认为“中国近十年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而他是一个“睡在坟墓中的人”,所以这些诗是他“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1]1986年6月16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了黄晨。

[2]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王莹》,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

[3]叶永烈于1986年7月26日、1995年9月30日、1995年10月3日及4日多次采访秦桂贞。

[4]笔者在1995年10月对秦桂贞再度作了采访之后,曾写成文章,在香港《镜报》发表。当时文章中写成“秦桂贞又一想,也许是彭真或者是鲁迅的儿子找她。因为彭真以及鲁迅的儿子都曾希望她去他们家烧菜,当保姆。”文章发表后,1996年3月23日,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给笔者写了一封信,通过丁言昭女士转来。周海婴先生针对上面一段文字,在信中指出:“鲁迅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作为唯一的我,可以确切地肯定,不论直接、间接,都不认识她,也没有需要请她来我家当保姆、烧菜。因此,请先生今后出版此书时(或转载)把涉我的一句予以删去。谢谢。”

笔者接周海婴先生来信后,即查了采访秦桂贞的录音带,她当时确实是那样说的。于是,笔者于1996年3月29日给秦桂贞打了电话,她作如下答复:“当时,我在北京北海幼儿园工作,鲁迅的孙子在这个幼儿园。我认识鲁迅夫人。她曾对我说,希望到她家烧菜、当保姆。”

笔者在当天给周海婴先生复信,除了说明了秦桂贞的意见外,还表示:“我尊重先生的意见,删去有关先生的那一句话。”

1996年4月6日,周海婴先生又写一信给笔者。信中说:“昨天我请教了陈明先生的妹妹,她在北海幼儿园工作几十年,现已退休,住在楼下哥哥家里。她说记得很清楚,秦桂贞调入和调出。她说秦是1953年离开的,在园里时间很短。调出调入都是江青那里办的。我的孩子是三岁以后才能进北海幼儿园,那已经是1957年之后的事情了。”

笔者在4月9日收到周海婴先生来信,又打电话给秦桂贞核对。秦桂贞告诉笔者,她是在1958年离开北京北海幼儿园的。她说,这有档案可查,上海的她的许多同事也都可以证实她是在1958年回到上海的。所以,她说,她绝不是“1953年离开”北京北海幼儿园的。事隔多年,陈明的妹妹可能记错,而她作为当事人不会记错自己调离的日子。

笔者经过与秦桂贞多次核对,以为她的回忆是可靠的。如果她早在1953年就离开了北海幼儿园,她怎么可能知道鲁迅之孙周令飞在这个幼儿园呢?周海婴先生的指正也是正确的,因为她所说的“鲁迅之子找她”不确,应是“鲁迅夫人找她”。

虽说以上只是一件小事,笔者很感谢周海婴先生的认真指正。1996年4月13日晚,笔者在与丁言昭女士通电话时,她建议笔者写一段注释,说明核对事实的经过,附于书中。笔者以为她的意见很好,所以写了这一注释。

[5]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历史在这里沉思》第3册,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

[6]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历史在这里沉思》第3册,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

[7]据黑雁男:《十年动乱》,香港星辰出版社1988年版。

[8]过去常说成是“匿名信”,实际上严慰冰寄给林彪的信署化名,如“基度山”,应为“化名信”。

[9]据严怀瑾(即严慰冰):《严朴生平》,《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0]扬帆:《扬帆自述》,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11]扬帆:《扬帆自述》,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12]经盛鸿:《演员与“网员”:江青在延安鲁艺的双重身份》,《粤海潮》2008年第1期。

[13]方林:《怀念许建国》,《人民公安》2002年第8期。

[14]即中央第三专案办公室。

[15]《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16]2003年10月31日,叶永烈在杭州采访王芳。

[17]《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18]2004年3月26日,叶永烈在杭州采访王芳的夫人刘馨。

[19]《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20]据李湘文编著:《毛泽东家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322页。

[21]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夏其言。

[22]黄志伟:《徐家汇藏书楼》,《鼎》第12卷。

[23]1986年4月11日,叶永烈采访在“上海藏书楼事件”中深受迫害的费毓龙。

[24]1986年5月11日、16日、23日,叶永烈三度采访葛正慧。

[25]1986年6月1日、1992年1月4日,叶永烈在上海两度采访方兆麟医生。

[26]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师大采访张根生、沈舟根。

[27]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师大采访张根生、沈舟根。

[28]1986年7月14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周士奎及姚蓬子家的里弄干部。

[29]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师大采访张根生、沈舟根。

[30]当时上海市信件邮资为4分人民币。

[31]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师大采访张根生、沈舟根。

[32]1986年5月9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李翠贞教授的胞妹李孝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