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开党代表大会，每一个代表照例领到一个文件袋，袋里装着会议文件。
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每一个代表的文件袋里，被塞进一份并非党代会文件的小册子。
这小册子是上海组散发的。负责编造（既不是“编著”也不是“编选”，而是编造！）的，便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小册子白皮黑字，印着书名：《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以及在与外宾谈话的记录中，摘抄、选编而成。有的断章取义，有的乱上纲，有的则是陈毅说出了真理而被他们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全书共分九个部分，诸如：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
“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
“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
“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上海组把如此不伦不类的小册子，在中共九大上散发，用意是非常明白的：要在全党批臭陈毅，批倒陈毅。
张春桥发动了这场攻势。
对于上海人来说，陈老总光彩夺目的形象是无法从心头抹去的。
1949年红色的5月，是他，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大上海，歼敌15300余人；
1949年5月27日，他出任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百废待兴的上海，是陈老总领导着上海人民振兴，迈上了一级又一级台阶；
豪爽，直率，真诚，磊落，陈老总与上海人民肝胆相照，赢得上海人民的崇敬；
虽然他从1954年起调往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但他仍兼任上海市市长，直至1958年——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任期最长的上海市市长，共九年。
张春桥忌恨陈老总，还不仅仅因为他对上海的深远影响，不仅仅因为在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他与张春桥抗争，而且还在于阿丕（陈丕显）是他的老部下，张春桥把他视为陈丕显的“黑后台”。
“陈毅不倒，上海不太平！”张春桥深刻地意识到陈毅对上海的潜在的、巨大的影响。
然而，在张春桥阅定的出席中共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单上，却赫然列着“陈毅”两字！
为此，陈毅曾收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公函。陈毅好生奇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自从出世之日起，与他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发来公函？
拆开一看，函末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红色大印，那公函以傲岸不屑的口气写道：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市××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尽快寄回。
明知是张春桥玩弄的诡计，陈毅坦坦荡荡，居然填好履历表，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寄去！
他知道，张春桥依仗“最高指示”之威，趁机给他难堪。
那是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了召开九大问题，同时又对1967年的“二月逆流”和1968年春的“二月逆流翻案风”进行了批判。陈毅早已是林彪的眼中钉，“新贵”张春桥又恨透了他。
陈毅眼看着九大将是林彪、张春桥之流的“胜利的大会”，便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许多‘批判’，我当九大代表，不够格！”
毛泽东听罢，说道：“我看，你当九大代表是够格的——你可以作为右的代表嘛！”
张春桥马上记下了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急急告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根据张春桥的指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拟就了那份公函。经张春桥阅定，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公函迅速寄到陈毅手中。
也就在这个时候——1968年11月，王洪文和徐景贤共同编造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快人快语，陈毅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他敢怒敢言，难得的直性子，难得的坦诚。他的种种“反动言论”，常常是从他通篇赤子之言中掐头去尾而编造出来的。在“文革”中，面对大闹外交部的红卫兵，陈毅曾慷慨陈词，作了《我这个外交部长》即席答辩。这篇讲话曾被斥为“大毒草”，许多话被断章取义作为“反动言论”加以“批判”。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当时根据陈毅讲话录音整理的记录全文，深为陈毅赤炭般的革命热情所感动不已。兹把《我这个外交部长》照录于下，通篇激情澎湃，没有半点“反动”色彩：
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出身地主，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中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跟你蘑菇，明天来跟你蘑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领导。
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路线、方向错误还不止一次。1952年犯过一次，1949年犯过一次。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过去）犯错误多次，几乎每年一次。在井冈山的两年，我不支持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原子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完全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作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嘿嘿，我还不错嘛！
你们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这句话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引者注）。如果外交人员都像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服，胸前挂一块毛泽东语录牌，高举毛主席语录，这岂不是成了牧师了？（这又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引者注）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个老百姓。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很少！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若有百分之二十的共产党员真正拥护毛主席，我看就不错了。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这一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引者注）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这一段话被说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引者注）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一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泄密，完全为我们党、为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中央文革小组”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也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指江青——引者注）躲在背后，教娃娃们（指红卫兵——引者注）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这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引者注）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账。“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贺龙”，这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六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十一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的危害性愈来愈多，越来越吓人，水平愈来愈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成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先是工作组就有四十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张茜），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作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引者注）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此处“运动”指政治运动——引者注），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五十九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都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就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心如铁石，气贯长虹。“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世危识忠奸。陈毅的“右派言论”，实乃一席忠言。
然而，林彪要整他，张春桥要打倒他。
在中共九大，陈毅分在华东组，参加上海小组的讨论。
分组讨论的头一天，陈毅刚刚步入上海小组会场，正笑吟吟跟代表们打招呼。他发觉，人们视他为路人一般，冷漠，不理不睬。只有几个老熟人走过来，跟他亲热地握手。
突然，徐景贤振臂领呼口号：“打倒陈毅！陈毅罪该万死！”
讨论会一下子变成了批判陈毅的会议。
陈毅到底身经百战，不慌不忙地对代表们说道：“诸位代表，各位同志，九大代表的当选标准，是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四条要求和林副主席关于干部的三条要求，加起来总共七条。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七条标准，我连一条也够不上。承蒙上海党选我为代表，我在此表示感谢。……”
王洪文担任华东组的召集人，主持着会议。在会前，他本来已布置好围攻陈毅的发言。此时，见陈毅“跳”了出来，心中暗喜。
这时，马上有人抓住陈毅所说的“上海党”，指责陈毅在“分裂党”！
其实，陈老总在上海主持党务、政务多年，说惯了“上海党”一词，不料这时成了“大批判”的“活靶子”。
于是，一个个代表发言，轮番向陈毅发动进攻。
陈毅经历过许许多多“批判会”，不过，这一回他发觉有点奇怪：“上海党”的代表们一个个手中都拿着一本小册子。发言时，看一下小册子，便会熟练地说出陈毅的一段“黑话”，然后加以“批判”。陈毅不知道那小册子是什么东西——在九大代表中，唯有陈毅没有拿到这本小册子。
两个多小时过去，“批判会”算是结束了。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这才拿起一本小册子，送给陈毅。
陈毅一看封皮，哦，原来是《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海党”编造的！
在1980年12月6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问王洪文时，法庭记录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审判员审问王洪文：“1968年11月，你和徐景贤领导编造了一本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王洪文：“是事实。”
审判员问：“是谁指使你和徐景贤编造这本小册子的？”
王洪文答：“张春桥。”
审判员：“你们曾把这本小册子散发给哪些人？散发的目的是什么？”
王洪文答：“散发给九大代表，实际上就是要整陈毅。这个材料在九大期间用过。根据吴法宪的布置，上海代表团根据那本小册子的材料批判过陈毅一次。批判完了之后，把《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给陈毅一本。”
问：“是谁给陈毅的？”
答：“是我给的。”
问：“你除了领导编写这本小册子以外，同时还搜集编造了哪些人的材料？”
答：“有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材料。”
问：“起诉书中指控你们编造了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是不是事实？”
答：“我相信是事实。”
法庭宣读徐景贤1980年8月22日的证词（节录）：根据张春桥的指示，专门成立了一个“九大材料小组”，层层布置收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
法庭宣读刘万顺1981年9月9日的证词（节录），其中提到当时参加九大的代表，每人发一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其目的，是为到北京参加九大揭发批判陈毅使用。
法庭投影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整理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目录。
王洪文看后说：“在这个材料小组领导成员中，还有王少庸。其他完全是事实。”
问：“你是不是负责人之一？”
答：“我是负责人之一。”
审判员宣布以上事实调查完毕。
虽然在张春桥的“导演”之下，王洪文、徐景贤在九大发动了一场对陈毅的“大批判”，但陈毅毕竟还是登上了九大的主席台，而且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陈毅在处境险恶之年能够出席九大，能够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当然因为毛泽东所作“最高指示”——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今日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抑或是他的真正本意，抑或是在当时保护陈毅的托词——因为倘不作如此“最高指示”，林彪和张春桥绝不会放过陈毅。也许，毛泽东两种用心兼而有之。“文革”是中国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一段特殊时期，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的用意也是错综复杂的。不论怎么说，毕竟是毛泽东保护了陈老总。正因为这样，当陈毅在1972年1月6日不幸病逝，毛泽东深以战友情谊为念，亲自赶去，出席陈毅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