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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成为上海“中南海”的新主人

中共九大闭幕之后,4月28日下午,王洪文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5月1日夜,王洪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了焰火晚会。

电影摄影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他。

他的形象出现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影片中,在全国城乡广泛放映。

他的照片第一次登在中央报刊上。那是一版关于九大大会发言的照片。上半版四张大照片,分别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的发言镜头。下半版并列五张稍小的照片,依次为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陈永贵是名震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孙玉国则因在中苏珍宝岛之战中立功而跃为解放军代表。工人代表,照理应是大庆油田的标兵、全国劳模王进喜,才能与陈永贵旗鼓相当,何况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成员,坐在离王洪文不远的地方。然而,造反司令取代了全国劳模。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成了中国工、农、兵的代表人物。

满载中共九大上海代表的三叉戟飞机,在上海西郊机场着陆。王洪文载誉归来,春风满面。

虽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依然是“三驾马车”,但是原先“徐、马、王”变成了“王、徐、马”。王洪文的地位超越了“马老”,那因为王洪文已是中央委员,马天水则只是中央候补委员(至于原先排名在王洪文之前的“老干部”王少庸,这回连中央候补委员也没选上,自然更被甩到后边去),王洪文的名字理所当然排在马天水之前。那个“秀才帮”的首领徐景贤,虽然也当上中央委员,毕竟在中共九大没有像王洪文那样露脸。张春桥指定王洪文为中共九大华东组召集人,已确定了王洪文超过了徐景贤。

王洪文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张春桥,第二书记为姚文元。“徐老三”换成了“王老三”!徐景贤屈居为“徐老四”。

王洪文又乔迁了。他的家搬离了原挪威领事馆,迁入书记院。他家这边紧挨着马天水家,那边挨着王少庸家。

后来,他又搬了一次,房子更大了:一个颇大的院子,楼下是汽车间,二楼是客厅、书房,三楼是卧室。他的一家,住着三层九间房子。

他的职务的每一次升迁,都与房子的扩大成正比。当年,他一次又一次率“工总司”造反队冲进康平路,找“曹老头儿”签字,提这要求、那要求;如今,他成了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的新主人,他的地位已与当年的“曹老头儿”相当。

康平路的王寓,一时间响起三个老太婆的嘁嘁喳喳声。

那个小脚的东北口音的老太婆,是王洪文的母亲。儿子有出息,把母亲接来享福。

操苏北口音的老太婆,则是王洪文的岳母。听说康平路的房子又高又大,她也就从上海国棉十七厂那嘈杂、狭小的职工宿舍搬过来了。

还有一个老太婆是谁?她,也是王洪文的岳母,也讲一口苏北话。

王洪文只一个妻子崔根娣,怎么会有两个岳母?

那个从上海国棉十七厂迁来的岳母高小妹,是崔根娣的养母。

王洪文与崔根娣结婚之后,帮她找到了生母。这时,崔根娣的生母也搬来,享一享康平路的福气。

不过,三个老太婆同住的日子,没多久便结束了。

崔根娣的养母高小妹走了。

高小妹的走,倒并不是因为她跟另外两个老太婆怄气。据她自己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宿舍之后,跟邻居们说:“康平路好是好,就是进进出出太麻烦!”

“进出有什么麻烦?”邻居们从未住过康平路,不解地问道。

“唉,进门要填单子,出门要交单子。我不识字,不会写字,烦死了!”高小妹很直率,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高小妹所说的单子,也就是“会客单”。康平路是个门卫森严的地方。填单子、交单子,使她感到很头疼。

她还是回到她的家,这家串串,那家坐坐,自由自在,什么单子也用不着填。

她还是在王洪文那定海路的“故居”里养鸡。有人劝她,女婿是市委书记了,你还养鸡?她说:“养鸡能生蛋嘛,这跟市委书记有什么关系?”

大抵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人们对她并没有说三道四。充其量,不过是说她的丈夫崔崇岭,一个普通工人,生病时仗着女婿的威风,住进了上海的高干病房,如此而已。

另外两个老太婆,也过惯了往日虽然贫苦却很自在的日子,住了些时候,回老家去了。

崔根娣住在那里,同样很不习惯,想走。她毕竟是夫人,怎么走得了?

她惯于哇啦哇啦大声讲话,而那里的夫人们都知书识礼,文雅得很,一开口,能讲出一套又一套政治理论。张春桥的夫人文静能说会写,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在“文革”前便长期担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组织部长,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在解放初便担任了夏衍的秘书,而她,只有小学文化小平,“文革”前只是一个临时工。她,自惭形秽,自叹弗如!说实在的,她有时觉得,还不如住在定海路的小屋里,跟纺织女工姐妹们说说笑笑来得痛快。一种空虚感,一种失落感,常常袭上她的心头。她无处可讲,无人可诉,只把这种隐痛深深埋在心中。

在康平路,崔根娣几乎不串门走户。她自知粗浅,不愿与那些高干夫人们来往。她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倒有一班亲亲热热的小姐妹,可是上海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康平路在上海西南角,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何况康平路深院小楼,小姐妹们进出诸多不便。她感到孤独、空虚。

她是一个工人,做惯了工,却很不习惯于当“书记夫人”。王洪文每月工资64元,后来厂里每月给10元补助。她有时借领工资,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看看小姐妹们。不过,自从王洪文成了市里的“大干部”,每逢每月18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发工资的日子,厂里总派人送工资来,或者由廖祖康代领。再说,即便是她去上海国棉十七厂,也总是坐小轿车去,小姐妹们要么见了她远而避之,要么有求于“书记夫人”而缠住了她——她已失去了当年作为一名普通女工的那些真诚、坦率的朋友。

她的心境是矛盾的:她既为自己成为“书记夫人”、入主康平路而感到兴奋,荣耀;又为自己难言的苦恼、孤独而感到烦闷、沮丧。

王洪文与她截然不同。他踌躇满志,每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都要高兴一番。想当年,“曹老头儿”、“市委书记”、“康平路”,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眼下,自己竟坐到了“曹老头儿”的位子上,他这才品味到“造反”两个字的滋味儿!

王洪文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而“曹老头儿”则成了阶下囚,被关入上海漕河泾监狱。

光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凭这一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打不倒曹荻秋的。那毕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充其量写份检查,认个错,完事。

在那人性扭曲的岁月,有人对曹荻秋投井下石,使曹荻秋被逐出了康平路!

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办公室里的一名干部,在曹荻秋处境险恶之际,从背后向他射来冷枪,击中要害!

此人曾接触过敌伪档案,看过国民党特务张剑鸣在曹荻秋被捕后所作的“谈话察看”记录。那记录的原文为:“在谈话时态度尚佳,但未肯将过去的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喻,未有表示,仅声言此后不过问政治云云。”此人在1967年1月写出大字报《心脏爆炸第一声》,断章取义,诬陷曹荻秋在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时,在狱中“态度尚佳”,并声称“此后不过问政治”,是一个“大叛徒”。

张春桥如获至宝,亲笔写下一封“寄谢富治转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的信,派那人带着《心脏爆炸第一声》大字报底稿及敌伪档案材料,直飞北京。

其实,曹荻秋在国民党狱中那一段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早已作过审查,并于1957年10月28日作了结论:“曹荻秋同志在监狱和反省院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春桥和谢富治、康生串通一气,硬是给曹荻秋安上了“叛徒”、“变节自首分子”的大帽子。

虽然曹荻秋一再据理抗争:“我没有叛变自首行为,你们怎么可以强加于人?即使把我打倒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保留我的权利。”无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大权在握,岂容曹荻秋申辩?

于是,“曹老头儿”被赶出了康平路。王洪文趾高气扬,坐进了“曹老头儿”的办公室。他,取“曹老头儿”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