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小组”，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权力不断膨胀，取组长陈伯达而代之；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本身的权力也在不断膨胀之中。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小组”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1967年1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决定。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销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随着陶铸在1967年1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小组”当即取而代之。
1967年2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小组”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1967年1月11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小组”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中央文革小组”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小组”，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倒台，1968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更加集中于江青手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小组”扩大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小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12人。
“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就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967年5月1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196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96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1968年11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小组！”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小组”，亦即“忠于江青”。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其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这八篇讲话是：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8日）；
《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4月20日）；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5日）；
《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26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9、12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27日）。
从1967年1月起在江青身边工作多年的机要秘书叫阎长贵。阎长贵大学毕业，能写文章，江青把他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江青调来一位新的机要秘书，名叫杨银禄。
1998年，杨银禄在第五期《百年潮》杂志上发表《我给江青当秘书》一文，回忆了初见江青时，亦即1967年处于“鼎盛”时期的江青给他的印象：“她有一头乌黑铮亮、厚厚的头发，男式背头发型，梳理得很利落，还不时地用小木梳梳理几下。她五官端正，眼睛虽不是双眼皮，但大小适度，并不难看。脸上的皮肤细润光滑，没有一丝皱纹，只是鼻尖右侧长有一个褐色小痣。身材细长（后来听医生说她身高一米六六），五十四岁的人了，腰不弯，背不驼，身子挺拔，走起路来姿势也比较好看。她当时穿一身绿色军装，看上去很得体。总之，江青的面貌体态比较标致，并不像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社会上传说的那样丑陋，什么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