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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小组”,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权力不断膨胀,取组长陈伯达而代之;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本身的权力也在不断膨胀之中。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小组”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1967年1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决定。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销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随着陶铸在1967年1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小组”当即取而代之。

1967年2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小组”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1967年1月11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小组”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中央文革小组”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小组”,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倒台,1968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更加集中于江青手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小组”扩大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小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12人。

“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就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967年5月1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196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96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1968年11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小组!”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小组”,亦即“忠于江青”。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其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这八篇讲话是: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8日);

《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4月20日);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5日);

《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26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9、12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27日)。

从1967年1月起在江青身边工作多年的机要秘书叫阎长贵。阎长贵大学毕业,能写文章,江青把他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江青调来一位新的机要秘书,名叫杨银禄。

1998年,杨银禄在第五期《百年潮》杂志上发表《我给江青当秘书》一文,回忆了初见江青时,亦即1967年处于“鼎盛”时期的江青给他的印象:“她有一头乌黑铮亮、厚厚的头发,男式背头发型,梳理得很利落,还不时地用小木梳梳理几下。她五官端正,眼睛虽不是双眼皮,但大小适度,并不难看。脸上的皮肤细润光滑,没有一丝皱纹,只是鼻尖右侧长有一个褐色小痣。身材细长(后来听医生说她身高一米六六),五十四岁的人了,腰不弯,背不驼,身子挺拔,走起路来姿势也比较好看。她当时穿一身绿色军装,看上去很得体。总之,江青的面貌体态比较标致,并不像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社会上传说的那样丑陋,什么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