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永福路344号。4月12日清早，“扫雷纵队”全体紧急集合。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
“誓死保卫春桥同志！”
在领着呼喊了口号之后，游雪涛沉默了半晌，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用低沉的声音发表“训话”：“同志们，最严峻的考验的时刻到了！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最敬爱的春桥同志。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为了春桥同志，我们要豁出去了！”
稍停一会儿，他拿出了笔记本，轻声地说：
“刚才，我接到文静同志的电话，她要我向全体同志交底，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同志们。”
“文静同志说，春桥同志的历史完全清白，一点污点也没有。这样干净的历史，在老干部中是少见的。任何关于春桥同志的谣言，都是最恶毒的攻击和最无耻的捏造。”
“文静同志还指出，春桥同志说话，总是引用毛主席的原文，很少发挥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对他非常信任，他对毛主席非常忠诚。春桥同志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人。他曾说过，他平生的夙愿，就是用全部精力写出一部《毛泽东传》，此外一无所求。”
“同志们，我们一直在为捍卫春桥同志而战。春桥同志的胜利，就是我们的幸福。在今天这样的紧要关头，文静同志亲自给我们这个小组打来电话，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
“今天，各种各样隐藏的‘雷’，都抛头露面了，正是我们‘扫雷纵队’的扫雷最佳时机……”
游雪涛一声令下，“扫雷纵队”全体出动，在上海那滔滔人海中游弋。
秘密拍照，录音、录像，一切有关“炮打”的标语、大字报、动向，都纳入“扫雷纵队”扫雷范畴。
面对张春桥写下的“谢谢同志们”五个字，“扫雷英雄”们是当之无愧的。
早在1967年11月21日，“扫雷纵队”就已经向张春桥密报了《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那“三驾马车”（也有人称之为《文汇报》“造反三巨头”）的“反叛”动向。为此，张春桥要秘书何秀文在暗中调来了“三驾马车”的人事档案。张春桥已做好了整人的准备。
神通广大的“扫雷纵队”还获得重要情报：1967年1月，“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一兵团”曾包围了张春桥家，准备抄张春桥的家，被张春桥发觉，调来王洪文的小兄弟解围……是谁把张家的地址泄露出去？这个哑谜被“扫雷纵队”查明，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
“原来，郭仁杰这小子背有反骨，忘恩负义！”张春桥听了游雪涛的报告，把牙齿咬得嘣嘣响。
张春桥记得，过去看过郭仁杰的档案。那是1964年，是他亲自点将，把郭仁杰调入市委写作班的。调动前，他查看过郭仁杰档案。那时，他以“十”的目光看郭仁杰。如今，郭仁杰反了，他以“一”的目光看郭仁杰。于是，他再一次调看郭仁杰的档案。
郭仁杰的历史，倒是无可挑剔的：一个从苦水中泡大的孩子，很早就参加解放军，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1957年，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
在翻阅郭仁杰档案的附页时，张春桥看到了一份外调材料，笑得眯起了眼睛。原来，此人也好色！
张春桥给游雪涛下达了“特殊任务”：抓住郭仁杰在男女关系上的小辫子！
张春桥深知，这类桃色新闻，在“文革”中只消用大字报一公布，很容易就可以把一个人搞臭的。
果真，“克格勃”游雪涛弄来了极为详细、具体的情报。
就在郭仁杰忙着与复旦大学“红革会”的那些红卫兵们频繁来往，筹划着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突然，受游雪涛暗中指使的华东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在一天深夜把他抓了去。
郭仁杰被关进了上海卢湾区公安分局。在二楼的囚室里，红卫兵们逼问着他，要他交代“男女关系”问题。
秀才最爱面子。尤其是像“男女关系”之类隐私，一旦公诸于众，已经跻身于“上海市革委会”领导人之列的郭仁杰，脸往哪儿搁呢？
据当时的档案记载：“郭仁杰要看守的红卫兵给他倒一杯开水，把红卫兵诓出室外，立即把门碰上，从窗口跳下……”
地上顿时溅满一摊鲜血。
从此，张春桥少了一个政敌。
“杀一儆百。”消息传出，那些已经扯起造反旗号的原市委写作班的秀才们人人自危，深知张春桥不是好惹的。
郭仁杰之死，在反张之心早已坚定的人们那里，产生的不是畏惧，却是更深刻的仇恨。“四一二”一把火点起了堆满上海的干柴。
《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真个是星火燎原，那《十个为什么》传单已经一再加印，仍是上海的“抢手货”。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个“揭老底”战斗队，刊印了鲁迅批“狄克”的《三月的租界》和“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刊印了李淑芳——当年的文静怎样成为“东方的摩登女士”……上海人民也学会以张春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揭起张春桥那“老底”来了。这些“揭老底”传单，一时风靡上海。
不可一世的张春桥，仿佛成了泥足巨人，风一吹，就要倒了。
一连串的新消息，通过“244”，传入张春桥耳中：《文汇报》印的《十个为什么？》已发向全国各地；华东六省的省报都向《文汇报》看齐，要在4月13日头版头条转载《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而且《解放日报》居然也要同步行动。
这一回“炮打”来势，比15个月前要凶猛得多。眼看着，张春桥会成为“王、关、戚”第四了，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端出来”的第四个恶棍。
张春桥毕竟还是张春桥。他紧急召见王洪文。“工总司”上街了。王洪文率队冲进《文汇报》社了……15个月前，张春桥打退“一·二八”的“红革会”，靠的是“工总司”，这一回又甩出这张在安亭结下“火线友谊”的王牌。
张春桥又一次拨通了北京钓鱼台的长途电话，向江青呼救。
“是不是再给上海发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江青问道，“你现在就把电报内容告诉我，我马上发到上海！”
江青倒也痛快，她请张春桥自己拟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
“不，这一回光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恐怕还不行。”张春桥说道。
“‘中央文革小组’的牌子还不响吗？”江青一听，怔住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张春桥连忙解释道，“因为这一回的主要的炮打口号，说我是杨、余、傅的黑后台。杨、余、傅都是军人。只有以林彪副主席或者中央军委的名义，给上海发紧急电报，才能最有效地制止这一次的炮打……”
“好吧，我马上转告林副主席。”江青明白了张春桥的用意，挂上了电话。
张春桥与林彪之间，本来连话都说不上。“文革”前，林彪身为元帅，来来去去上海，从不把柯庆施的那个“政治秘书”张春桥放在眼里。自从张春桥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林彪才注意起张春桥其人。不过，这时的林彪居高位，住深院，张春桥难以接近他。虽然张春桥借助于江青，已经得到毛泽东的信赖，但是他为了能在中央牢牢扎根，不能不企望着巴结林彪——因为林彪已是举足轻重的第二号人物了。
1967年11月，毛泽东的一句话，无意之中为张春桥搭起了与林彪高攀的梯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了，他把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叶群向张春桥透露了来自林彪的意思：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应当在党章中明确地规定下来。
张春桥是个一点就明白的聪明人。他回到上海之后，便放出风声：“上海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在党章上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以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永不变色！”
于是，在张春桥负责起草的党章草案上，出现了所有中共党章上未曾有过的词句：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党章草案飞快地送到林彪手中。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林彪马上“回赠”张春桥一个军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
从那以后，张春桥跟“林副统帅”之间，架起了热线：张春桥借口汇报南京军区工作情况，常常给林彪挂电话，向他请示这，请示那。林彪呢？也拖着腔，拿着调，跟这位秀才说上几句“热络”话。
在“四一二”这风雨飘摇之际，张春桥通过江青，向林彪发出了“SOS”讯号。
果真，林彪伸出了救援之手。
那个在“杨余傅事件”中红得发烫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奉林彪之命，在4月12日下午飞抵上海。
上海的“四马路”———福州路，当年“狄克”曾在那里度过不平常的岁月，如今上海党、政、军、文各界头目急急赶往那里的“市革会礼堂”。
中央军委吴法宪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纸公文。
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屏气敛息。对于吴法宪从天而降，许多人曾作了美妙的推测：一定是来宣布当场逮捕“杨余傅”黑后台张春桥的命令！
■ 1968年10月1日，张春桥（前右）与林彪死党黄永胜（前左）交谈。（孟昭瑞 摄）
吴法宪当众宣读来自北京的四点指示：第一，张春桥同志仍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第二，张春桥同志仍然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第三，张春桥同志仍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第四，张春桥同志仍然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
完了！完了！这四个“仍然是”，顿时把一场如火如荼的“炮打”，降到摄氏零度！
印刷机在飞速运转。印着四个“仍然是”的传单，撒向四面八方。
“一·二八”炮打，被“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所吹灭；这一回，“四一二”炮打，又被来自林彪的“四点指示”所压服。
张春桥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哦，“仍然是”长在脖子上！
张春桥笑了，哦，“仍然是”胜利者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