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1972年7月19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他们是应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于7月18日飞抵香港，取道九龙、深圳和广州，来到北京。
内中有一位34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末在台湾做过研究工作，197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博士论文《五四运动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1978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东亚问题。
据露克珊·维特克自述：
她学过中文，能说简单的汉语，但是只能说略懂而已。
她曾在亚洲和欧洲做过两年研究，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
她曾经就毛泽东的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论文，题目颇怪，叫作《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
她能够前来中国，据她自述，是富有戏剧性的：
1971年秋末，我照常到纽约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简朴的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饭后，当我正在饭店的大厅里浏览《纽约时报》时，一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我面前走过，他们目不斜视，留着短短的平头，身着立领海蓝色制服。这些人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们无疑正是新近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当时，联合国刚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纽约。——引者注）。这些人暂时在十四层下榻，而与他们居于同一屋檐下的我，竟差点错失良机。
正好，我还有一点时间，于是便迅速跑进电梯，按了十四层。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是想要去看看这些面孔严肃的北京使者们是否保持着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到的那些饮食传统。他们也许正在大门口吞咽着大饼油条——一种典型的华北早餐，说不定他们正在饭店的老式散热器上暖着他们的茶壶呢。
电梯口站着两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侍者。“请说明您的身份。”一位警官对我说。我告诉了他。“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正含糊其辞地向他解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时，突然发现有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正好奇地从一扇门后探出头来张望。我用中国俗语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并问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这座美国城市里过得怎样。这个人警觉地抽身退了进去。
一阵忙乱之后，由后门走出一位身着短袖衫和肥裤子的瘦小男子。“我姓刘。”他很不自然地说，同时陪我进入一个小房间。落座后，他给我递烟上茶，用的都是中国货。我们夹杂着汉语、法语和英语礼貌地开始交谈。我们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互换学生的可能（目前不太可能），以及在中美人民之间寻找共同的思想意识的可能性。谈话很空洞。但双方都未使用批评的言辞。我们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
当时我告辞出来时，这位刘先生用低而温和的语调邀请我改日再来。
……
这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使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有时也是很灵活的，他们并不完全像自己在宣传中所说的那么死板。而冷战的阴影和学者的单纯曾经使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几周之后，当我为了学术上的事再次来到纽约时，中国人已搬到西六十六街的另一家旅馆去了。在那里他们开始卓有成效地改变他们在持有偏见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我正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决定再拜访他们一次。可这回就不像上次那样容易了，我打了大约二十个电话才联系上，其中有一次是把电话打到了“中华民国（台湾）驻美联络处”（正准备撤回台湾），一个狂怒的男子在电话中对我吼道：“共匪们不住这儿！”
不久，我见到了刘先生的一位助手何理良女士，她是代表团的顾问，还是代表团团长黄华大使的夫人，而黄华在数年内一直是国外任职的中国人中职衔最高的。何女士那天下午抽时间会见了我。我们用汉语和法语（当时法语是她使用的主要外交语言）交谈，在场的还有代表团的二等秘书高良。高良显得活泼健谈，但她只说汉语。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她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我正准备出版一本以中国女权运动为题材的书，而正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熟悉了许多现在已成为“老革命”的人在青年时候的斗争事迹。她们还得知，我是一套十六卷本的名为《红旗飘飘》的书的合编者之一，此书是一些革命者的回忆录摘集……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中美之间的大门，才打开一条缝，来华的美国客人很少。另外，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人，听说露克珊·维特克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划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
露克珊·维特克向中国方面再三说明，她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她希望会见中国妇女领袖，做些采访。
其实，那天露克珊·维特克就谈及了江青：
我提到在结束两年的亚、欧学术研究后，我在1967年秋返回伯克利，期间读了很多关于江青的报道，我对她很感兴趣。这位曾经令人琢磨不透的毛泽东夫人，突然开始在全国人民面前发号施令，四处攻击老一辈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我禁不住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来进行一项几乎不能的计划——记述她的故事。直到1966年公开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她本人和她可能扮演的任何政治角色一直被共产党的新闻媒体很少提及。中央的这种沉默使中国观察家们作出了各种各样轻率的猜测，他们对出现一位操纵大权的中国女性感到既惊讶又兴奋。
我谈到江青在国外令人反感的形象使何理良引起注意并感到愤怒。她承认江青是一个有独创性的革命者，但是说我不应该老是纠缠她的过去。我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良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她还说只有我亲眼到这个国家看看，同人民群众直接对话，才能避免以国外图书馆里一些错误的，或是不令人满意的文献为基础进行“学术性”写作的缺陷。
就这样，露克珊·维特克受到了访华邀请。
露克珊·维特克是这样自述的：
我当然乐于接受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也没太把她的建议当真。我又回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教学，并继续1920年代中国女权运动史的写作。几周以后，高良给我打电话，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用以与那些尚未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打交道的机构）已邀请我在当年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所有在中国的费用都由中方负责。”
高良还告诉我，不必到渥太华申请签证，我只要把护照——一本清除掉曾去过台湾的记录的新护照——送去即可。
几天之后护照就被送了回来，装在一个棕色的信封里，签证也附在一起。
就这样，露克珊·维特克的访华请求，得到了批准。
露克珊·维特克继续叙述说：
1972年7月18日，我飞赴香港，在启德机场我受到了“我们的朋友”友好协会和蔼可亲的代表的接待，我被送到一家不太引人注目的酒店。第二天早上，这些朋友的领导赖先生，和其他偷偷跟着我的两个人，陪同我坐火车穿过九龙半岛到达深圳——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检查站。在那里我站在一种文明的边缘，对它，我仅仅知道一些历史，几乎想不出现实的景象。从深圳我继续坐火车到广州，我被交给地方友好协会的两位女成员，一位比较年轻，另一位是中年妇女，都特别热情。在经过一段时间午睡（这是她们强加给我的习惯——我只有假装睡觉）和享用非常可口的、具有典型南方特色的晚餐后，我继续坐飞机去北京。但是在路上，我们极其谨慎的飞行员接到了危险天气的预报，随后突然决定在郑州停一个晚上，……早上继续完成了飞行，到达了北京。
她来到北京，受到邓颖超、康克清的接见，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露克珊·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其实，后来的情况表明，露克珊·维特克访华的潜在目的，是访问江青。她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为的是便于被中方所接受，以求能够受到中方邀请。另外，她也无法预计能否受到江青的接见。所以，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是最为名正言顺的。倘若她无法在中国见到江青，她就写“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
她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
露克珊·维特克的自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共产党的新闻界对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这种隐讳，使得对这位执掌重权的中国妇女感到惊异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
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未曾引起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孤僻而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其价值都很令人怀疑。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曾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我专心研究这些材料。
所以，露克珊·维特克是有备而来的，事先看了大量关于江青的背景资料。
露克珊·维特克终于提出希望采访江青，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不能不郑重加以考虑：邓颖超早在1927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露克珊·维特克是恰当的。可是，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露克珊·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遮没拦，吹起牛来没完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不过，露克珊·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于是，露克珊·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露克珊·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34岁的露克珊·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巧真巧，露克珊·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
于是，她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1972年8月12日晚上，一起会见露克珊·维特克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