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的地位急转直下。
“四人帮”的地位急转直下。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1975年1月5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依旧在长沙休养，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
按照十多天前在长沙与毛泽东商定的意见，周恩来把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提供给全会讨论。这些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就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1月13日，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大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病体虚弱，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是历届人大会议中最为简短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四届人大按毛泽东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原本还有李富春。不巧，他在1月9日去世——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夕。
选举结果一公布，江青气歪了鼻子。
她曾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毛泽东一口否决。
她曾提议“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毛泽东拒绝。
王洪文忍气吞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长达21人的名单上也没有他的份儿，他自知是毛泽东对他的冷淡。
江青则不然，她要叽里呱啦地发怒、发狠。她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当上副委员长。
江青当着唐闻生、王海容的面骂骂咧咧，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转告毛泽东。
唐闻生、王海容只得遵命转达。
毛泽东听罢，生气地说道：“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你呢？”王海容追问毛泽东。
“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忿忿然答道。说罢，沉默许久，又意味深长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在四届人大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虽然王洪文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次序为毛、周、王、叶（剑英）、邓、张，不过，第三号人物实际上已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了。
王洪文毕竟不像江青那样有恃无恐，他不得不收敛了些。1975年2月20日，王洪文给江青写信，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江青同志：
这份材料我已批了个意见，但我想了一下，这种材料发的范围这样广，传出去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另外这份材料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的意见，主席已经多次教育我们了，“不要搞上海帮”，并且批评我“不要搞四人帮”，我想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如果江青同志觉得发好，也可以。请参考。
洪文
2.20
王洪文写信提醒江青不要给人以“上海帮”的印象
就连王洪文都提醒江青“不要搞上海帮”了！这倒并不表明王洪文不愿再搞“上海帮”、“四人帮”，而是觉得大事不妙，要注意隐蔽了。
确实，“四人帮”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975年2月3日，春节前夕，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的114天羁旅生活，回到北京。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工作，大大削弱了“四人帮”的势力。
1975年5月3日，是“四人帮”最难熬的一天。
这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病情日重，已经做了多次手术的周恩来，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抱病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比一年前要严厉得多！
毛泽东说起不久前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认为文章中的反经验主义的提法不妥。毛泽东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看了一遍，讲经验主义的问题，被我放过了。
接着，毛泽东对“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提出了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一方面又并不很着急，以至“后年解决”也可以。他说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这表明毛泽东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但又以为“问题不大”。他只是要求“四人帮”不要搞党内小宗派，并没有把“四人帮”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终究是当时中共的无与伦比的最高领袖。他的每一句话，都对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这一席话，给了“四人帮”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骄横的江青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刁滑的张春桥也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王洪文呢？他也作检讨。
以下是王洪文1975年5月检讨提纲的一部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错误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的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74年1月24、25（日）两次大会（指1974年1月24日的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和1月25日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召开的——引者注）。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张春桥在检查中写道：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江青在检查中写道：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虽说这些检查都是被迫写的，但起码“四人帮”自己承认了搞“四人帮”是错误的。
就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
王洪文从北京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