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1975年2月2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
1975年4月4日，迟群传达江青的电话“指示”：
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就会变修。
1975年4月5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再次强调：“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然而，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正在他们借助毛泽东的批示以“大理论家”的形象出现在全中国的时候，来自毛泽东的批评，使刚刚掀起的“张姚热”迅速降温。
事情的转折是这样发生的：邓小平注意到江青等人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这一新动向。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金日成，邓小平在座。邓小平借用这一机会，向毛泽东说明“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提法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赞同了邓小平的意见。
一个重要的讯号，从毛泽东那里发出。
新华社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过姚文元审定，报送毛泽东。4月2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1975年4月23日
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懂马列”。
毛泽东所说的“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不言而喻，指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人们并不健忘，在近五年前——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下抨击陈伯达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中，有着非常相似的话：“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那时候，毛泽东指的是“理论家”陈伯达。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宣告了陈伯达的倒台。
如今，毛泽东又用同样的语言批评张春桥、姚文元，这不能不使张春桥、姚文元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弄得不好，就要重蹈陈伯达的覆辙，成为“陈伯达第二”！
根据毛泽东4月23日批示“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7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在从长沙回到北京之后，决定在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这如同1974年7月17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这是他离京休养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第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
会议在毛泽东中南海住处召开。知道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5月3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来，从1974年7月17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后，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不仅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张春桥，而且多次批评了“四人帮”。以下所引毛泽东的话，是会议记录原文。可能由于记录速度跟不上毛泽东讲话速度，有些地方显得前后文不接，或者断句，均照录原文。
毛泽东一到，先跟政治局委员们寒暄。毛泽东照例保持着他那不时出语幽默的风格。
毛泽东一进来，第一个是与周恩来握手：“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回答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报告过。”
毛泽东跟叶剑英握手时，说了句：“喔，老帅！”
毛泽东跟邓小平握手时，说了句：“小平呀！”
毛泽东跟吴德握手时，说了句：“哦，吴德有德呀！”
毛泽东跟谢静宜握手时，话说得最多：“小谢，你当了大官啦，不谨慎呀！”
显然，毛泽东对谢静宜紧跟江青，早有所闻。
谢静宜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到北京大学“支左”，“当了大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谢静宜连忙回答说：“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却越当越大。”
毛泽东很干脆地对谢静宜说：“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
毛泽东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江青来到会场时，比别人稍晚。她进来时，见毛泽东正在跟别人打招呼，她就在一旁坐下。
在经过一阵子寒暄之后，毛泽东宣布开会，言归正传，进入会议主题。会场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毛泽东说：
“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
“我在外面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毛泽东紧接着说的几句话，清楚地表明他召集会议的目的：“好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我给文元写了。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说“对不起春桥”，这话有两层含义：
张春桥文章，毛泽东“只听了一遍”，没有看出问题，所以，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张春桥的文章，毕竟是经过毛泽东同意发表的，如今发现问题，毛泽东当然要负领导责任，所以说“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发现的问题，那就是“讲经验主义的问题”，亦即“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批判经验主义”。毛泽东以为，这一论断是错误的。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就新华社的请示报告，“我给文元写了”——也就是4月23日的那段批示。
毛泽东接着说：“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条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上海机床厂是上海的“样板”，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样板”，是“反对经验主义”的“样板”。
毛泽东批评上海机床厂，等于批评了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泽东又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用手指着周恩来说：“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泽东举了个很生动的例子，批评教条主义：“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回过头来批评“四人帮”：“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不好，历来不好。这次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毛泽东再次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这三条重复一遍，“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接着面向王海容、唐闻生说：“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们两个是知识分子，你们自己也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在“文革”中盛传的“最高指示”“老九不能走”，就“出典”于此。后来，邓小平曾传达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江青反而说邓小平“造谣”。其实，毛泽东确实说过这话。
毛泽东接着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插话问道：“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回答。
江青的这一句插话，把毛泽东的话题引到她这里来了。
毛泽东面对江青说：“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路线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又针对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提到“帮”，不言而喻，指的是“上海帮”、“四人帮”。他明确地说“不要搞什么帮”。
毛泽东由“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说起了1920年至1922年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讲到当时工人运动比较高涨的几个铁路、矿山。他说：“湖南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毛泽东随口念了一首民谣：
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从“长沙沙水水无沙”，毛泽东又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两句做了解释：“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毛泽东念了辛弃疾《南乡子》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他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毛泽东让叶剑英背这首《南乡子》。
叶剑英随口背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很高兴，对大家夸叶剑英说：“此人有文化。”
周恩来见时间已晚，便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笑风生，但是，他对“四人帮”的批评，使“四人帮”面面相觑。
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千钧。当年，他一篇200多字的《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700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他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在“炮打”林彪的时候，也是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邓小平紧紧抓住机会，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为“强大东风”，从1975年4月27日起，一连主持召开了好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
政治局会议刚刚开过，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写信请示：“主席最近对我社关于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请示报告的批示，对今后宣传报道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准备向正在召开的分社会议（即将结束）和总社有关同志传达……”
王洪文慌了手脚，因为毛泽东的批示一旦传达，那“四人帮”就面临着倒台的危险。5月8日，王洪文赶紧在朱穆之的信上，写下“批示”：“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
于是，“舆论总管”接下去作了“批示”：“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
姚文元说的是滑头话。既然不让下边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又怎样在工作中“贯彻”呢？说穿了，他无非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万一毛泽东查问起来，他已在“精神”上加以“贯彻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