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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1975年2月2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

1975年4月4日,迟群传达江青的电话“指示”:

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就会变修。

1975年4月5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再次强调:“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然而,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正在他们借助毛泽东的批示以“大理论家”的形象出现在全中国的时候,来自毛泽东的批评,使刚刚掀起的“张姚热”迅速降温。

事情的转折是这样发生的:邓小平注意到江青等人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这一新动向。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金日成,邓小平在座。邓小平借用这一机会,向毛泽东说明“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提法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赞同了邓小平的意见。

一个重要的讯号,从毛泽东那里发出。

新华社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过姚文元审定,报送毛泽东。4月2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1975年4月23日

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懂马列”。

毛泽东所说的“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不言而喻,指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人们并不健忘,在近五年前——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下抨击陈伯达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中,有着非常相似的话:“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那时候,毛泽东指的是“理论家”陈伯达。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宣告了陈伯达的倒台。

如今,毛泽东又用同样的语言批评张春桥、姚文元,这不能不使张春桥、姚文元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弄得不好,就要重蹈陈伯达的覆辙,成为“陈伯达第二”!

根据毛泽东4月23日批示“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7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在从长沙回到北京之后,决定在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这如同1974年7月17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这是他离京休养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第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

会议在毛泽东中南海住处召开。知道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5月3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来,从1974年7月17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后,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不仅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张春桥,而且多次批评了“四人帮”。以下所引毛泽东的话,是会议记录原文。可能由于记录速度跟不上毛泽东讲话速度,有些地方显得前后文不接,或者断句,均照录原文。

毛泽东一到,先跟政治局委员们寒暄。毛泽东照例保持着他那不时出语幽默的风格。

毛泽东一进来,第一个是与周恩来握手:“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回答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报告过。”

毛泽东跟叶剑英握手时,说了句:“喔,老帅!”

毛泽东跟邓小平握手时,说了句:“小平呀!”

毛泽东跟吴德握手时,说了句:“哦,吴德有德呀!”

毛泽东跟谢静宜握手时,话说得最多:“小谢,你当了大官啦,不谨慎呀!”

显然,毛泽东对谢静宜紧跟江青,早有所闻。

谢静宜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到北京大学“支左”,“当了大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谢静宜连忙回答说:“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却越当越大。”

毛泽东很干脆地对谢静宜说:“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

毛泽东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江青来到会场时,比别人稍晚。她进来时,见毛泽东正在跟别人打招呼,她就在一旁坐下。

在经过一阵子寒暄之后,毛泽东宣布开会,言归正传,进入会议主题。会场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毛泽东说:

“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

“我在外面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毛泽东紧接着说的几句话,清楚地表明他召集会议的目的:“好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我给文元写了。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说“对不起春桥”,这话有两层含义:

张春桥文章,毛泽东“只听了一遍”,没有看出问题,所以,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张春桥的文章,毕竟是经过毛泽东同意发表的,如今发现问题,毛泽东当然要负领导责任,所以说“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发现的问题,那就是“讲经验主义的问题”,亦即“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批判经验主义”。毛泽东以为,这一论断是错误的。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就新华社的请示报告,“我给文元写了”——也就是4月23日的那段批示。

毛泽东接着说:“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条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上海机床厂是上海的“样板”,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样板”,是“反对经验主义”的“样板”。

毛泽东批评上海机床厂,等于批评了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泽东又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用手指着周恩来说:“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泽东举了个很生动的例子,批评教条主义:“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回过头来批评“四人帮”:“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不好,历来不好。这次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毛泽东再次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这三条重复一遍,“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接着面向王海容、唐闻生说:“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们两个是知识分子,你们自己也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在“文革”中盛传的“最高指示”“老九不能走”,就“出典”于此。后来,邓小平曾传达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江青反而说邓小平“造谣”。其实,毛泽东确实说过这话。

毛泽东接着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插话问道:“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回答。

江青的这一句插话,把毛泽东的话题引到她这里来了。

毛泽东面对江青说:“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路线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又针对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提到“帮”,不言而喻,指的是“上海帮”、“四人帮”。他明确地说“不要搞什么帮”。

毛泽东由“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说起了1920年至1922年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讲到当时工人运动比较高涨的几个铁路、矿山。他说:“湖南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毛泽东随口念了一首民谣:

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从“长沙沙水水无沙”,毛泽东又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两句做了解释:“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毛泽东念了辛弃疾《南乡子》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他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毛泽东让叶剑英背这首《南乡子》。

叶剑英随口背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很高兴,对大家夸叶剑英说:“此人有文化。”

周恩来见时间已晚,便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笑风生,但是,他对“四人帮”的批评,使“四人帮”面面相觑。

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千钧。当年,他一篇200多字的《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700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他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在“炮打”林彪的时候,也是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邓小平紧紧抓住机会,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为“强大东风”,从1975年4月27日起,一连主持召开了好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

政治局会议刚刚开过,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写信请示:“主席最近对我社关于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请示报告的批示,对今后宣传报道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准备向正在召开的分社会议(即将结束)和总社有关同志传达……”

王洪文慌了手脚,因为毛泽东的批示一旦传达,那“四人帮”就面临着倒台的危险。5月8日,王洪文赶紧在朱穆之的信上,写下“批示”:“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

于是,“舆论总管”接下去作了“批示”:“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

姚文元说的是滑头话。既然不让下边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又怎样在工作中“贯彻”呢?说穿了,他无非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万一毛泽东查问起来,他已在“精神”上加以“贯彻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