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周恩来“主动出击”，在5月21日写了一封致王洪文转政治局传阅后给毛泽东的信。
周恩来在信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虽然出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但是实际上是张春桥提出来的！
周恩来的这封信，击中了张春桥的要害。
当时，王洪文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出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并不是出在张春桥的文章中。王洪文此言，是为张春桥遮掩——因为姚文元的文章是明摆着的，赖不掉的，就把责任推到姚文元头上。
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实际上，“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是张春桥在1975年3月1日总政治部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会上提出来的，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这个讲话，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的讨论情况中也可看出来。
周恩来的这封信在政治局传阅时，传阅到邓小平。邓小平在信上加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江青也说过。
周恩来的这封信传到张春桥时，张春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加了一行批注：“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这封信在政治局经过传阅之后，又退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看到张春桥写的批注，十分气愤。5月27日清早5时，周恩来给张春桥直接写了一封信，展开正面交锋。
周恩来尖锐指出：“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我这段回忆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的信，直逼张春桥，使张春桥无法躲闪。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写道：“不再改了。”
就这样，周恩来这封信，报到了毛泽东那里。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四人帮”无可奈何，只得一一作检查。
张春桥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本想在“不”字之后进行反驳的，考虑再三，他圈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张春桥阳奉阴违写下不搞“四人帮”的话
迄今，还可以从张春桥的手稿上，清楚地看出圈去的“虽然不”三个字。
江青呢？她也在1975年6月28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1975年6月28日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至于王洪文，早在1974年12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如履薄冰，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她们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