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么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康生已经77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自知将不久于人世。
前文说过，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垂危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
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24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24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
“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架子了。
康生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30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江青的叛变情况，在30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
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也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曾到苏联治病。”(10)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患者常常背诵的“最高指示”。
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1937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前文说过，徐明，即徐明清。因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1933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7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
蓝苹1937年7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清正在西安妇委工作。靠着徐明清的引见，蓝苹才受到红军驻西安联络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清详细谈及自己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
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但是一直守口如瓶。
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1936年4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
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
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
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在1975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直至1980年7月12日，在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子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值得提到的是，“叛徒”这一罪名，是“文革”期间整人的“杀手锏”。康生临终前向毛泽东爆料“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康生本人在生前也颇受“叛徒”罪名之扰。
揭发康生是“叛徒”者，是卢福坦，此人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迅即叛变，并成为国民党中统调查室的候补特务(11)：
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在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之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待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曾经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对调阅卢福坦的交待材料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康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卢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结，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据称，在康生签署处决卢福坦的命令之后，79岁的卢福坦是用酒灌醉之后被上海市公安局秘密执行死刑。
康生究竟是不是叛徒，如同他所“揭发”的江青、张春桥是不是叛徒一样，后来并无定论。但是康生亲自下令秘密处死卢福坦，这表明年已79岁的卢福坦如果不死，在康生看来，确实构成了对他的巨大威胁。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以后，一年多来，中央纪委做了大量工作，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谢富治两人，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现在中央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这两人的《悼词》，并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关于康生1930年前后在上海秘密工作期间，有被捕和出卖同志的嫌疑，但是由于很多历史档案，特别是同林彪、江青、康生个人历史的有关档案，被他们一伙所破坏，有关人员大都下落不明或死亡，海外书刊材料又无法查证，因此，这些问题还不能做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