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82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了。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毛泽东无法容忍了！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呢？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1975年11月2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即11月1日——引者注）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两次写的信。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1932年。1968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8341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1937年。1953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23)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红旗》杂志在1975年12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张春桥的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张春桥一下子变得异常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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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2页。
(2) 据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3、1674页。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5) 陈冀德：《生逢其时》，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页。
(7) 顾保孜：《样板戏出台内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13页。
(8) 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9) 据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3—1714页。
(10)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页。
(11) 据王学亮：《康生签署的一份秘密处决令》，《党史纵横》2008年第10期。
(12) 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13) 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14) 1990年6月22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芦荻。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7—458页。
(16) 姚文元：《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美学笔记之五》，载《上海文学》1961年第11期。
(17) 姚文元：《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见《冲霄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8) 余熙：《吴冷西新近首次披露穆青向毛泽东状告江青始末》，1996年11月21日《文化报》。
(19) 1974年12月9日，董秋芳、孙一中、周彦朋、尹家龙、刘荣根等召开会议，安排三人写作班，编写大事记。
(20) 大事记初稿于1975年11月4日由廖祖康交给王洪文。11月5日，王洪文把大事记看了两遍。
(21) 即1975年11月6日，王洪文在上海东湖宾馆召见董秋芳、孙一中、张元启。
(22) 指王洪文1966年11月应王秀珍之邀去上海国棉三十厂介绍赴京串联情况。
(23)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1983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