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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

王洪文从上海飞回钓鱼台

“回上海,就像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1975年9月18日晚10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

“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1975年9月18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露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9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11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忡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提早回上海了。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丈夫走了。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