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王洪文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华国锋倘若作为对手，远不及邓小平厉害。
1976年7月，王洪文又叮嘱他的秘书萧木，为他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
半年前，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以为自己会主持中央工作，要秘书萧木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弄得萧木连春节也没有休息。
这一回，王洪文又要萧木“辛苦”一番了。那是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过内容的，因为他是副主席，就由他出面草拟。
这个“全面”的讲话提纲与上一次一样，被打进了冷宫——因为他并没有能够挤掉华国锋。不过，那草稿的“全面”的口气，却清楚地反映心中的企望。
现据原文，摘引于下：
（一）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二）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三）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王洪文除了以这样“全面”的口气准备好讲话提纲之外，还叮嘱萧木写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据萧木回忆，王洪文在给毛泽东写信时，是这样吩咐他起草的：
他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给他，他准备修改、重抄，并说有机会要送毛主席看。……
王洪文还没有来得及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已无法视事。
“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呼喊声，无法使毛泽东永生。
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一步步接近他人生的终点。
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便叹道，“我也走不动了！”他无法去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1976年2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访华。毛泽东在病中会见了这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老朋友。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
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的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82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只能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讲话，用颤抖的手，写下几个难以辨认的字。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
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
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志尚清楚，毛泽东在1976年6月1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
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6)
毛泽东这番话，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对“交班”作了交代。他自己也明白，对于“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把发动“文革”，视为一生干了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因此他绝不允许否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床前聆听这番嘱托的，除了华国锋、王海容之外，便是他认为的“文革”派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了。由于邓小平的倒台，王、张、江、姚神气起来了。
1976年6月26日，毛泽东发生第二次休克，病情转重。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在毛主席住地游泳池轮流值班，以应付紧急情况。在一般的情况下，华国锋和张春桥一班，王洪文和汪东兴一班。
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重病之中的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据芦荻回忆，当时毛泽东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7)：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已是一棵枯树，“凄怆江潭”了！
中国，蒙受了十年“文革”灾难的中国，又蒙受了新的灾难——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7.8级强烈大地震。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的众多楼房在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唐山距北京只有200多公里，北京和天津也有强烈震感。就连毛泽东住处大厅门窗上的玻璃都发出哗哗声响，毛泽东的病榻也摇晃起来……
这天，在毛泽东身边值班的是王洪文和汪东兴，张玉凤也参加了值班。他们赶紧跑进毛泽东卧室，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周福明俯下身体挡在毛泽东头部之上，以防有什么东西掉落伤及毛泽东的头部。
汪东兴走到毛泽东的床前说：“像是地震，我再去了解一下，了解清楚后再向主席报告，请主席好好养病，不要着急。”
汪东兴出去一了解，得知是唐山发生大地震。
华国锋也在睡梦之中被地震惊醒，连忙赶往中南海毛泽东住处。
天亮之后，经医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毛泽东转移到防震的房子——游泳池南的“202”。
“202”是专为毛泽东新盖的房子。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考虑到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房子，原本并不是为了毛泽东居住而建造的，担心抗震等性能不好，不安全。经过再三说服，毛泽东才于1974年同意把游泳池南面几处旧的小平房拆掉，新盖一座房子。这一工程的代号为“202”。建成之后，也就用惯了“202”这一代号。
乘着毛泽东离京巡视外地的时候，“202”工程加紧施工，于1974年底完工。“202”房间宽敞，高大明亮，而且抗震能力强。
毛泽东在长沙住了114天，于1975年2月3日离开长沙回北京。当毛泽东回到中南海的时候，“202”早已经完工。但是毛泽东仍住原先的房子，不愿意迁往“202”。
直至这次发生唐山大地震，毛泽东这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劝说下，搬到“202”去住。“202”主要是三大间，即卧室、书房、会客厅，另外还有几间附属用房。“202”有宽敞的走廊连接室内游泳池。
毛泽东一生的最后43天，是在“202”度过的。“202”是毛泽东最后的住所。倘若不是唐山大地震，毛泽东还不肯搬进新居“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