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已经拼好的大样，上面的大字标题这么印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
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群众决心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抗震救灾斗争，用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这是一条“流产”了的消息。
消息一开头便写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于8月26日，冒雨先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看望和慰问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积极支援灾区人民。”
这条消息排好后，连姚文元都不敢批发，转到了华国锋那里，被华国锋压下，没有见报！那是因为，毛泽东早已一次次申明：“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可是，在毛泽东病重之际，江青却硬要为自己制造舆论，要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醒目消息。在她看来，毛泽东已气息奄奄，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理所当然的是她——虽然毛泽东已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但是她并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华国锋也理所当然地压下了这条消息。
江青加紧了活动。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天，江青显得格外活跃：
8月28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她在那里发表讲话说：“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她又忽地说起“母系社会”来。她说：“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江青还直言不讳地说：“女人也能当皇帝！”
8月30日，江青头扎白毛巾，像个陕北老农模样，出现在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她又是絮絮叨叨地讲话，内中有一句双关语颇为惊人：“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
9月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是要去大寨。起初，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这次报告，毛泽东才勉强同意。这时，毛泽东病情已很重。
9月3日，江青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在那里召开“批邓会”。江青在那里发表讲话：“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江青又说起了“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
江青在大寨拍了许多照片，内中既有骑马的照片，也有拿着青草喂鹿、逗兔的照片。
毛泽东病情转危。9月5日晚9时半，中央紧急通知江青火速返回北京。
大寨交通不便。夜11时，江青从山西阳泉上火车，两个多小时之后到达石家庄。一路上，江青跟警卫、医生一起打扑克。
一架专机在石家庄等候江青。
上了专机，飞行20多分钟，这才赶到北京。
毛泽东是在8月下旬病情加重的。8月28日，趁江青去天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敏前来看望父亲毛泽东。那时，毛泽东神志尚是清醒的，他拉着李敏的手，艰难地说：“娇娇，你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要经过层层批准，方能进来，毛泽东哪知道这些呢？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问。
“三十九了。”
“不，你三十八。”这句话，表明毛泽东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江青在大寨骑马上虎头山（杜修贤 摄）
江青在大寨打谷场
江青在大寨养殖场蚕房
江青在大寨养殖场喂鹿（杜修贤 摄）
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勾起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思念。他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混浊的声音。李敏听不清，只看见父亲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生怕会加重毛泽东的病情，李敏不敢久留，含泪走出毛泽东的卧室。她一直不明白毛泽东那手势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要她向贺子珍问好？因为贺子珍的原名叫“桂圆”。
9月7日早上，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毛泽东已处于垂危之中。江青赶到的时候，毛泽东虽然神志还清醒，但是双眼紧闭，已经气息奄奄。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等在1976年10月14日所写的材料，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青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青又硬加上一座灯。江青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江青除了在毛泽东那里翻找文件之外，又为一笔钱的事，在毛泽东那里闹。
张玉凤在1976年10月22日曾写下这样的揭发材料：
1973年10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她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这笔钱主席批给江青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江青变化无常，经常借着钱的事来干扰主席，一会说“让小张替我保管存单。”一会又“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过些天又让我管，来来去去，江青无数次的打扰主席，直到毛主席去世前两天她还在闹，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一定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
关于这些钱的使用，张玉凤处还存有上一章讲述的江青1975年1月7日亲笔写的一张条子。
向来办事不后悔的毛泽东，却对于自己与江青结合感到后悔。然而，他又无可奈何。毛泽东曾对卫士长李银桥以及汪东兴透露自己心中的烦闷：
他曾经对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过，我办事从来不后悔。事实上，他在很多事情上是后悔的。他承认过，他同江青结婚是过于草率了，江青没大过错，不好离婚，而且按照他的身份，这样做影响也不好，只得凑合着过。这是婚姻上的后悔。而他最大的后悔是看错了一批人，用错了一批人。
汪东兴曾经介绍过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情形，在1971年林彪出了事，毛泽东异常痛苦，他说：“是我瞎了眼。”他的身体明显地衰老了下来。以后对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都很失望，说，我看错了一批人。在延安时，毛泽东说过，我们党内有50个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就行了。王洪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经过毛泽东点头的，但这个人并不真懂马列主义，甚至连马列主义的皮毛都不懂，毛泽东对于自己把他选作接班人，是很后悔的。
他对于江青，毛泽东不仅是在婚姻方面后悔，他对于这个人在文革中的行径也是很不满意的。林彪把江青抬了出来，江青是借着林彪的力量从一个无名之辈一下子上升到政治局委员。开始，她与林彪伙在一起，毛泽东要把他们扯开都扯不开。给江青从九级，提到五级，也是林彪干的。连中办主任汪东兴都不知道。以后报告了毛泽东，他很生气，明令把多发的钱都退回去。江青和林彪，是后来才分成两派的。江青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是九大选的，那次会是两派的权力分配。
毛泽东对江青的所作所为不满意，是越来越严重，不让她插手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以至提出了“上海帮”、“四人帮”的批评，为以后中央采取行动，粉碎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依据。(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