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给江青出了一着“妙棋”：“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对于江青来说，手中最重要的“王牌”，那就是“毛主席的旗号”。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1985年接见美国作家、《毛泽东传》一书的作者R.特里尔时，曾这样深刻地评价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江青同林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
毛主席同江青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我也不想再叙述他们关系的许多变化，总之，毛主席在很长时间里对江青很厌恶。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质，她是一个歇斯底里，残酷无情的人，是个野心家。他们夫妻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一种表面形式。
但为什么她在“文革”中起了这样大的作用？江青并没有什么学问，思想非常极端，对各种各样的人都充满了仇恨，但她的思想投合了毛主席当时的一些极左的思想。
因为我跟毛主席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他们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住在一起，长时间不住在一起，有时甚至很长时间不见面。
假如要写个人传记，这是毛主席很大的不幸。
但毛主席使用林彪和江青是有责任的。
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诉笔者(4)，往日，毛泽东的文件、手稿，一概由机要秘书保管。江青虽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随便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泽东批给她看的文件。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想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是企图了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张玉凤在1976年10月20日，写了以下材料：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文件、手稿之争，亦即权力之争。因为只要在毛泽东谈话记录上或手稿上，有批评反对力量的字句，公布出去，“一句顶一万句”，足以压倒“反对力量”；当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批评过“四人帮”，这些谈话记录或手稿，又必须赶紧收起来，千万不能落到张春桥所说的“反对力量”手中。
“反对力量”是谁？
邓小平、叶剑英，不言而喻，是“反对力量”。华国锋，也被列入了“反对力量”。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出现了争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的治丧问题。
江青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5)
叶剑英的话，合情合理，柔中有刚，江青无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弃了刚才的“建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风波，总算暂时得以度过。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瞩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披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突出。据云，她这一身打扮，是学庇隆夫人，阿根廷总统庇隆（1895—1974）死于任内。
摄影记者杜修贤近距离目击了这一幕，他这么回忆道：
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沉痛悲伤的哀乐从天安门广场漫涌，滚滚飘向广袤的天际，阴沉的天空下面是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悲痛不止的百万群众。他们默默地抽泣，为毛主席的离去而沉痛哀悼。
悲壮的礼炮鸣响了三声，将新中国27年里最高规格的葬礼推向空前的高潮。
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正中央架设的追悼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轻的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沉重，今天这位最年轻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华国锋站在王洪文的右侧，他要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郁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老帅此时的心里最为痛苦，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伙计”们说走都走了，一连走了三个，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主席也走了。
这让他充实了半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脸上每个纹路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张春桥“以不变应万变”的表情依然是阴鸷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侧。他的左侧就是叫人看着别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据说这是“庇隆夫人”式的丧服，黑纱把她的脸遮小了一圈，极不协调地站在这排人里。
在默哀三分钟里我就开始构思怎么拍摄追悼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张，政治局常委的镜头要有一张，然后还要有一张政治局委员的合影，江青怎么办？按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应该照一张单独的，可是我不想照她单独的照片。这时我是站在城楼的东面，我等会儿到城楼的西面，将江青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就可以不再发江青单独的照片。
哀乐一结束，我就跑到叶剑英的西面，由西向东拍摄，这样叶剑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华国锋，而江青的人最小。
我又拍摄了一张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领导人的合影。
当天晚上，我去姚文元那儿送审照片时，还担心他会指责我拍摄的“五人照片”为什么把华国锋拍得那么大，而江青那么小。
出乎意外，姚文元倒是没有关心华国锋的人像大小，而是关心江青形象。“怎么不选江青单独的照片？”
“我没有拍她单独的，你不是在开追悼会前告诉我，叫我注意突出集体领导……”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强词夺理”。
姚文元没好气地打断我的话头：“好了好了，那就这样发吧！”
9月19日，追悼会的照片就见了报，整整一版，江青就只是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6)
毛泽东追悼会。左起：叶剑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杜修贤 摄）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大会刚刚结束——9月21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9月23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张春桥在9月28日派萧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小人苦哉！”
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就要到了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