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不断地加剧。
“四人帮”在加紧夺取最高权力。
江青成了“四人帮”的旗帜，谋划着夺取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王洪文、张春桥密令“上海基地”作准备，要以“第二武装”——上海民兵发动暴乱。
姚文元则把伪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报刊上大作宣传。
前文已经交代过，其实，毛泽东的原话为“照过去方针办”，是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答复华国锋汇报的几项工作时表示的意见。另外两句话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当时便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这三句话的前两句，江青、王洪文都作了记录。
姚文元在毛泽东去世后，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并说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他开动宣传机器，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去世后的宣传“主题”。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趋于白热化。
又一场激烈的斗争，在9月29日夜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爆发。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说道：“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的口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
她在发言中，批评华国锋工作能力差，“优柔寡断”。言外之意，华国锋够不上做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王洪文、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这当然使华国锋十分为难，不便于说话。
又是叶剑英帮助华国锋解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叶剑英这么一说，王洪文、张春桥无言以答——因为他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只能“迂回作战”。
这时，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远新的工作，怎么安排？”
毛远新从辽宁调来北京，为的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如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已不需要联络员。照理，他应当回辽宁去。江青视毛远新为“嫡系”，要把毛远新留在北京，以加强力量。她企图把毛远新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9月19日，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
毛远新在毛泽东遗体前（杜修贤 摄）
在江青的眼里，华国锋“软弱”。不料，这一回华国锋发话了，说得非常明确：“毛远新同志已经完成联络员的工作，可以回辽宁。”
一听华国锋的话，江青那“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大声说道：“毛远新要留下，他要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此时一点也不“软弱”，反击道：“江青同志，你不是说过，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处理，毛远新同志也不参加吗？现在怎么又要把毛远新同志留下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呢？”
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
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过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说这话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也在场。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装聋作哑。汪东兴开口了：“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
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支持江青：“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
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
叶剑英表态了：“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
汪东兴、李先念也深知毛泽东晚年文稿，乃是中共核心机密，绝不能落到毛远新手中，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
就这样，政治局会议为毛远新的工作问题，陷入僵局。江青又哭又闹，最后才说出，留下毛远新，要他起草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此言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吃惊，连他们都未听说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呢！会议一直开到子夜，还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会上当面争吵，会下更是剑拔弩张。一场政治大搏斗，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
1984年6月15日，当时的会议参加者汪东兴在医院接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人采访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9月29日，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争论得很厉害，研究毛主席刚逝世，国庆节怎么过。他们（‘四人帮’）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去开学习会，我们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开纪念会，请各方面代表参加。结果按前种意见办了。”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曾详细回忆他1976年9月29日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情景。以下是秦城监狱的笔录：
审判员：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姚文元：下面我想交待一下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审判员：好，你说吧。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以后，除了讨论两个文件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就是国庆节前一两天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医疗小组的医生报告毛主席的病情。因为有一部分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不了解毛主席的病情，医生汇报完了之后，又讨论了一个外交部的文件。
审判员：是什么文件？
姚文元：就是乔冠华在联合国的一个发言。其中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我对这话，没有提不同意见，我只提出要加上中央的两个文件。
审判员：哪两个文件？
姚文元：即《告人民书》和华主席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张春桥也同意，后来就加上了。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判员：吴桂贤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还说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一类激烈的话。随后，吴德、汪东兴又讲了一段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的话。接着华主席宣读了一封毛远新的来信，大意是：我是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来工作的。毛主席逝世后，我要求回辽宁。当然中央如果有新的指示要我留下来，我服从决定。李先念同志说：“还是让他回去吧，有事还可以再来嘛。”张春桥说：“他的事还没有完，办完了再走。”所谓事情没办完，是指整理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完。当时已经很晚了，江青又提出戴黑纱的问题。先是张春桥提出政治局委员有的戴黑纱，有的不戴，这样不统一，群众看了会有意见。江青说：“黑纱统统拿掉，毛主席逝世不再戴黑纱了，我带头，我第一个把它拿下来。”她说完就把自己臂上的黑纱拿掉了。并让其他人也拿下来，还站起身一个一个把别人的黑纱给摘下来。她摘了一部分。这也太过分了。后来，张春桥提议国庆节天安门开座谈会，由吴德准备发言。江青还提议要参加象征性劳动，大家没有同意。这时已经很晚了，江青又讲了很长一篇话。
审判员：江青都说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讲话的大意是，大家要团结，要同心协力，如果谁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她还没有讲完，许世友同志就站起来责问她：“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江青解释说：“我并没有说你嘛。”许世友很愤慨地批评了江青一通。有些老同志就劝说。江青还在那里讲。我看到老同志很疲劳了，就说：你们先走吧，让她一个人去讲吧。叶剑英副主席就先走了，最后就剩下几个人。在那个会上，江青骄气是很大的，盛气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