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剑英离开了西山之后，“盯人”的王洪文讨个没趣，也离开了西山，搬回钓鱼台。这时，叶剑英却又不声不响回到西山！
10月5日，是粉碎“四人帮”的前夜，也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最后拍板10月6日行动方案的日子。
此前，先是叶剑英与汪东兴研究行动方案，然后是汪东兴与华国锋商讨行动方案，虽然方案已经大体决定，但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尚未当面一起确认行动方案。
最初商定是在国庆节之后经过10天的准备然后动手，由于时势紧迫，在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决定提前到明天——10月6日晚上行动。
这天上午，先是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家商谈，确定行动小组的分组名单以及行动纪律等。
这天下午，华国锋在汪东兴陪同之下，来到秘密的地下工程视察。按照事先商定的行动方案，在拘捕“四人帮”之后，要把“四人帮”关押在这里。细心的华国锋，连关押“四人帮”的地方都要亲自过目，看看是否安全，能否做到万无一失。
检查了地下工程之后，华国锋对汪东兴说，经过这五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有把握的。
另外，在10月4日、5日，汪东兴还与武健华一起，对实施拘捕“四人帮”的怀仁堂会场及其大小门出入口、停车场进行了细致检查。
10月5日下午3时，正在唐山指挥抗震救灾的陈锡联，突然接到华国锋要他立即回北京的电话。下午3时45分，陈锡联乘飞机抵达北京。
陈锡联匆匆回到家里，然后直奔离他家不远的华国锋家。华国锋正在等他，告诉他：“四人帮”已经发出了篡党夺权的信号，因此他们也要赶紧动手。华国锋还说：叶帅也来找过他，他已经决定明天晚上行动。说着，华国锋做了一个抓的手势。陈锡联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赶紧去做相应的准备工作。
接着，华国锋、汪东兴分别乘车前往西山叶剑英住处。
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聚首在西山，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在10月6日晚上逮捕“四人帮”，挽救党，挽救人民，挽救人民共和国！
“要快打慢！快打慢！”叶剑英提出了“快打慢”战略决策。
尽管在毛泽东去世后，要对“四人帮”采取“非常手段”早已在中共高层开始酝酿，但是，作出在1976年10月6日对“四人帮”采取“非常手段”的决定是三个人，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中央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由他们三个人作出的。
笔者采访过叶剑英之侄、当时生活在叶剑英身边的叶选基。
叶选基说，叶剑英为人刚直，敢作敢为。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便在关键时刻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这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刚强性格。叶剑英又是一位“儒将”，有勇有谋，运筹帷幄。
叶选基说，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这三人，在当时“三足鼎立”，构成“金三角”，缺一不可。
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没有华国锋的参加，拘捕“四人帮”很难以中央的名义进行。
叶剑英德高望重，在老干部中广有影响，而且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手握军权。没有叶帅的参加，军队不支持，也无法成功。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右）与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
汪东兴则掌握着中南海的控制权。在中南海拘捕“毛的遗孀”，没有汪东兴的参与是很难进行的。
正因为这样，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者缺一不可。
也正因为这样，人们说：“绿叶扶红花，洒上水汪汪。”绿叶之“叶”，叶剑英也；红花之“花”，即“华”，华国锋也；“水汪汪”，汪东兴也。
汪东兴说，在拘捕“四人帮”行动中，叶剑英和华国锋是“导演”，他是“主角”。
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汪东兴是个不显山露水的人物。其实，他的资历颇深，早在延安时期便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负责毛泽东的机要和安全保卫工作，中南海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汪东兴政治道路而言，有三次重要的升迁：
一是1965年11月10日，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宏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也就在这一天，从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建立起就担任主任的杨尚昆，被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之一，撤销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职。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接替了他。从此，汪东兴担任这一重要职务达13年之久，直至1978年12月由姚依林接替了他。汪东兴在1977年曾说，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汪东兴此言，道出了他多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后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深知的中共高层内幕，尤其是“文革”内情。
二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汪东兴进入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核心圈。
三是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他的政治地位益发显得重要……
关于拘捕“四人帮”，汪东兴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过两次谈话，一次是1984年6月15日在医院里谈话，另一次是在1985年6月。这两次谈话的内容，有重复之处，又有互相补充之处。为了读者阅读方便，现根据两次谈话的原文，调整顺序，删去重复，加以整理。下面所引汪东兴关于拘捕“四人帮”的谈话，均出自这两次谈话，不再另注。
汪东兴说：
这件事是10月4号下午决定的。
逮捕“四人帮”的方案，是10月4日晚上11时至5日凌晨3时，华国锋来我家，与我反复讨论后，由华国锋批准的。
我们设想的行动方案，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叶、王、张四人是常委）。当时我发了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
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
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5日上午9时30分，我只身来到华国锋的中南海秘密住处，向他汇报了这次行动的人选名单和具体部署。吃罢午饭，稍作休息，我和华国锋便分别乘车驶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9号楼叶帅家，最后共同研究行动方案，以便取得统一认识。
为了避人耳目，华国锋驱车来到北京医院，在院子转了一圈，又从后门出来，直奔城外。在西山脚下第一道哨卡处，华国锋追上了正在路旁等候的我，在我身旁还站着一位体魄魁梧的年轻军官。我介绍：“这是张参谋，是叶帅派来接我们的。”
张参谋向华国锋敬个礼，也不言语，转身上一辆车窗上贴着张白纸红字“特别通行证”的吉普车上。华国锋和我的车紧随其后，沿着岗哨森严、蜿蜒寂静的山路徐徐而上，不一刻，便来到9号楼前。
华国锋下车，见穿着军装的叶帅手持竹杖，站在台阶上迎候。
华国锋忙上前，一面握手，一面关切地问：“听说叶帅病了，要紧吗？”
叶帅说：“山上风大，昨夜着了点凉，体温有些高，医生不许乱动，只好劳你跑一趟。”
华国锋笑容满面，真诚和恭敬地说：“叶帅是老前辈，我来看你也应该的。”
接着，我们一起走入客厅。
叶帅入座后，问华国锋：“你来这里别人知道吗？”
华国锋说：“叶帅放心，我是秘密行动，绕道而来。”
叶说：“那伙人眼睛多得很，只怕你是绕不过他们的哟！”
这样，5日下午4时，华国锋和我带着行动方案，一起上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家，与叶帅反复讨论后，三人作出决定明天（6日）晚上8时就动手。
叶剑英所说的“昨夜着了点凉”，恐怕是遁词。这次谈话极度机密，把华国锋和汪东兴请到玉泉山，相比来说，比北京城里安全。
关于这次三人会谈的具体内容，汪东兴所说不多。
笔者还曾与《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交谈(23)。纪希晨曾在1982年11月24日采访过叶剑英。纪希晨后来在《十月春雷》中这样写及华国锋、汪东兴在1976年10月5日下午前往北京玉泉山与叶剑英密谈的情形：
叶剑英深谋远虑地说：“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我们这是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执行毛主席的遗志。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有交代。”
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神情严肃地说：
“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
命运的决战，需要有果断的决策，这既需要智谋，更需要胆略和魄力。他们原定10号左右动手解决，后来，考虑到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露风声，于是，三人当机立断，一致决定：明天动手！
就这样，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在玉泉山决定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日子——1976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