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已经确证北京的“右派政变”，在上海康平路举行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便变成了一次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后来，朱永嘉是这么描述的：
当时我跳出来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王秀珍在会上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53)，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还说舆论工作叫我去准备。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商量后，宣布几项决定：一、现在开始作武装暴乱的准备；二、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与冯国柱去民兵指挥部，徐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
散会以后，我立即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四人帮”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回写作组也作了布置，要王知常准备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至于告全市全国人民书还没有来得及讨论。(54)
1980年12月13日上午，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王洪
文、张春桥时所作证人证言中说：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就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55)
这时，法庭投影和宣读了这个手令。原文是：“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宣读后，审判员王战平问徐景贤：“这是你写的吧？”
徐景贤答：“是我亲笔写的。”
审判员王战平说：“好，你说。”
徐景贤：“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接着法庭又投影和宣读了徐景贤写的第二个手令。内容是：“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指挥。”
宣读后，审判员王战平问：“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答：“这是我亲笔写的。”
审判员王战平说：“你继续讲。”
徐景贤：“……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56)
10月8日午夜，上海的疯狂之夜。
关于一号指挥点，徐景贤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王秀珍率领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等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
10月9日凌晨1时，那里灯火通明。应召赶来的有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此外，还有先期到达那里的廖祖康(57)、施尚英、钟定栋、冯国柱。
王秀珍成了那里的首领。她满脸愠容，环视了与会者之后，用压低了的声音说出了一番富有煽动性的话：“中央出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与他们对着干，血战到底。我们的民兵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全国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在这关键的时刻，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个个嘴里喷射着复仇的烈焰。
陈阿大挥舞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吴淞口只要沉一条万吨轮，就能把航道堵住。去几辆大卡车到机场，把钢锭甩在跑道上，就能把机场封住。”
叶昌明出了另外的主意：“我们可以在上海发动大罢工。上海一罢工，就会产生国际影响。”
黄金海提醒道：“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以到江苏去抢！”
戴立清讲：“把民兵拉出来干。失败了，历史上会记上我们的功绩的！”
马振龙发出了同样的吼声：“我们要对着干。大不了完蛋，大不了掉脑袋！”
倒是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他派人到城建局，连夜取来几套上海详图。他知道，一旦在上海打起仗来，没有上海详图难以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则对10月8日午夜的密谋内幕，作过如下回忆：
在10月8日的晚上10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在10月8日晚12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我和钟定栋两个人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我们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一〇一号武装巡逻艇、十五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施尚英原在上海造船厂工作——引者注）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即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工厂——引者注），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
王秀珍并且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7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使，我们就选择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且在10月9日的上午9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和五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定的方案作了布置。
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王秀珍所看中的东湖路七号，亦即东湖招待所，那是上海市委的一个招待所。王洪文回沪，总是住在那里。
在一号、二号指挥点，徐景贤、王秀珍分别指挥着一班“武将”。
朱永嘉呢？他则忙于指挥那班“秀才”，作舆论准备。
10月8日之夜——“四人帮”被捕48小时之后，如姚文元所“预言”的那样，上海“基地”“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
一场武装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上海。尽管上海1000万市民对此还毫无所知，但是上海已堆满了干柴，只差一把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