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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水的电话解除了上海警报

10月9日,下起了细雨。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儿带女,离开了康平路。没有坐小轿车,悄然登上公共汽车,从上海西南角斜穿整个市区,前往东北角杨树浦。

王洪文的“小兄弟”已经给她透露消息:“王洪文出事啦!”

她一次次给王洪文挂长途电话,总是没人接。

她给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医、她的一位好友陈玉芬(58)挂电话。在电话里没说几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到我这里来吧,暂且躲一躲。”陈玉芬劝慰她。

她就带着儿女,借住到厂医陈玉芬家。

厂医陈玉芬与她的友情,倒并非“造反之交”。她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曾任厂党总支委员,“文革”前与王洪文有点来往。1966年,她的丈夫去世。1967年在与“联司”血战之时,她曾替崔根娣照料孩子。正因为这样,这一次崔根娣又想到了她,把孩子带到了她家。

她家不是个显眼的所在。金祖敏也把女儿托崔根娣一起带去。顿时,厂医陈玉芬家里挤了一屋子人。

不久,这小屋里又增加了一名“逃难者”。她叫张融融,张春桥的第三个女儿。

张春桥的女儿怎么也躲到这儿来呢?原来,是崔根娣做的大媒,把上海国棉十七厂青年工人徐百丰介绍给张融融。听说崔根娣在厂医陈玉芬家避难,张融融也以为这里安全,便过来暂避风头。

虽然这儿是工人宿舍区,远不如康平路高干宿舍豪华、宽敞,崔根娣心中反而踏实了。她与厂医陈玉芬挤在一张床上,说出了心里话:“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年我的心总是悬着,担心洪文迟早会出事。现在,果真大祸临头……”

不过,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兵指挥部那紧张的战斗气氛,忽然缓和了。徐景贤、王秀珍这几天绷紧了的脸上,居然出现了笑容。

上海“基地”怎么一下子松弛了神经?

原来,10月9日上午10时,马天水从北京给王秀珍打来了电话。

“是马老吧?”王秀珍一听见马天水的声音,高兴得跳起来了。

“是我呀,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真的,从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是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体好吗?”王秀珍问。

“好,好,我在京西宾馆里一切都很好。”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长好吗?”王秀珍问了最关键的话。她所说的“四位首长”,不言而喻是指“四人帮”。

“他们都好,身体很好。”马天水居然这样答道。

“你见到他们了吗?”王秀珍紧紧追问。

“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马天水说得很流畅,很自然。

挂上电话,王秀珍急忙把好消息转告徐景贤。

徐景贤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顿时瘫在椅子上——连日的疲劳一下子袭了上来。

“小兄弟”们也飞快地得知“喜讯”。

叶昌明顿足道:“唉,虚惊一场!”

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的年轻的女委员、《朝霞》杂志总编辑陈冀德,在1977年5月27日受到审讯时,曾这么说:

9号上午,听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与在北京的马天水通了电话了。马天水说:他们三个(指王、张、姚)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我听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我对朱永嘉说:要是马天水说了谎,这个玩笑可是开得不大不小。王知常说:马老是老干部了,说谎不至于。因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思想上不像8日那样紧张了。中午,萧木到我办公室来,对我讲他可能马上要走了。我说北京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还不清楚,不会马上叫你回去的。他说:不管出什么事,我都是要走的。小说我不想写了,也写不下去了,不管怎么样,人家都会说我写这部小说是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我说:那也不能这么讲,文化大革命总归还是要反映的,也总会有代表人物。萧木要我替他保存小说已经印出来的部分清样。在讲到当前形势的时候,我说不知会有什么变化,华国锋同志任主席的话,春桥同志可能会当总理。萧木情绪低沉地说:恐怕事与愿违。以后看起来中央是集体领导了,不可能像主席在时那样,一切都可以由主席仲裁,决定。现在还没有像主席那样可以仲裁一切的人……(59)

上海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这天零点,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紧接着上海各报与中央各报一样,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重要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即《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这两项决定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0月8日作出的。

另外,这天还同时下达中共中央文件,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0月7日作出决定,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一定是中央在开政治局会议!”看着报上刊登的两项决定,看着中共中央文件,上海的“四人帮”的同党们,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警报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