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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上海又要“大干”

其实,马天水是奉命向王秀珍打那个长途电话的。

马天水此人在宦海浮沉多年,曾总结出一句“名言”:“第一把手不好得罪。”

他所说的第一把手,亦即顶头上司。

他总是举“顺风旗”。

在陈毅市长手下,他照陈毅指示去办;

在柯庆施手下,他听命于柯庆施;

在陈丕显、曹荻秋手下,他曾与造反派分庭抗礼;

在张春桥得势之后,他“痛改前非”,成为“结合”干部。

10月7日,当他刚到北京,要他“急转弯”,他一时转不过来。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他这几年在上海替“四人帮”看家,他的命运早已与“四人帮”紧紧连在一起,成为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所以他会骂出“宫廷政变”之类的话。

不过,他毕竟是“三朝元老”,经历过许多次政治风云。他在北京开了两天会,知道“四人帮”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他就不能不为自己拨小算盘了。他再一次以为,“第一把手不好得罪”,只是此时他心目中的“第一把手”不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了。

马天水按照中央的意思,给王秀珍挂了电话。上海放松了戒备。

10月9日晚上,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10月10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在临行前又通过各种途径向北京摸情况,得知“四人帮”真的被捕。不过,他俩又有点疑惑:“马老”的话,总不至于不可靠吧。

临行之际,徐景贤、王秀珍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他俩作了吩咐:“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徐景贤、王秀珍腾空之后,上海“基地”失去了首领,陷入混乱之中。尽管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状态,但已是群魔无首了,“马、徐、王”这“三驾马车”都离开了上海。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冯国柱、张敬标、叶昌明曾再三关照徐景贤和王秀珍。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便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基地”打电话,那话是含含糊糊的:“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后来,陈冀德这么记述:

10日下午3时。朱永嘉通知我到写作组开会。在场的有王绍玺、萧木、顾澄海。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两人已去北京了。他们临走时约定一到北京马上打电话给上海,好让在家留守的人放心。结果等到晚上9点多,还没有接到徐、王的电话。朱永嘉从市委回来说:徐、王在郑州被勒令下飞机接受检查,并说载他们的飞机不是专机,而是沿途把山东等省市书记放下再到上海接徐、王二人,起飞后也不是直飞北京,在中途又多次停顿。朱永嘉和留守上海的冯(冯国柱)、王(王知常)、张(张敬标)分析这种情况很反常,气氛又紧张起来。到半夜1时左右,朱永嘉又从大院里带来消息,说他已和徐景贤通了电话,徐景贤叫大家不要动,等他们回来再说。王知常马上说:时机又错过了。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想徐景贤一定是投降了。他们大家都投降,我也决不投降。(60)

10月11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过。

由于外电报道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震撼了上海。

陈冀德这么记述:

11日下午。朱永嘉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

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就这么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姚两位首长。我说: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这时,徐景贤再次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上海不要动,一定等他们回来。我想:肯定是“四人帮”出问题了,但究竟情况如何,仍然是不清楚的。晚上,朱永嘉从大院里带来了确切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说《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已经广播了。听他这么一讲,我的情绪很激动,讲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话,我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与上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市委成员却都是从外电消息中知道的,这叫什么党内原则?事情早已发生,却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这就叫马列主义?这就叫光明正大?反党情绪猖狂至极。(61)

10月12日,马、徐、王仍没有回上海。

“他们三个也肯定给扣起来了!”这样的猜测,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转为焦躁,转为暴怒。

陈冀德这么记述:

12日上午。萧木在朱永嘉办公室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见没人吭声,他指着椅子背说: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我当时的情绪是要顽抗到底的,因此并没有理解他讲这话的意思实际上是在搞攻守同盟。我说:我是连椅子、桌子都没有的,只有一条命,没什么好说的。下午,朱永嘉对我说:冯国柱(常委)已被他说服了,也准备干了。我因为平时听朱永嘉讲过冯国柱这个人待人处事比较圆滑,所以表示不大相信。不久,萧木到办公室来,说警备区的李宝奇已经回来,但另外两个司令员一点消息也没有。朱永嘉说:糟了,李宝奇是邓小平的人,看来问题肯定出在军队。当时,我们确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我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块去死吧。萧木说:主席是支持四位首长的,主席的人也是向着他们一边的。晚上,朱永嘉开完常委会回来,大叫上当了,现在干也坐牢,不干也坐牢,像巴黎公社那样干起来还能顶他几天,造成世界影响。我当时思想混乱,想干,又不知怎么干。这天深夜,我把5月份去北京时,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我的讲话记录本和照片全烧了。因为烧得比较慢,张春桥写给我的信件和我给他写信的草稿,是第二天上午拿到锅炉房去烧的……(62)

虽然后来得知马、徐、王在13日可以回沪,但朱永嘉等已经没有耐心再等待了。

于是,10月8日之夜的一幕在上海重演了。

施尚英关于10月12日夜晚的描述最为详细。下面引述了这位当事者的回忆:

10月12日晚上8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嚷嚷的。

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6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这时朱永嘉写了一张“民气可用,决一死战!”的条子,在会场上传阅。——引者注)

萧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态度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

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指代表市委下命令投降。这时有人很明确地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个人都可能投降了!”——引者注)

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

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放“四人帮”——引者注)。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指“四人帮”。

(这时,“历史学家”朱永嘉来了个“古为今用”,讲起了秦汉之争,刘邦、项羽之争以及巴黎公社血战到底的历史典故。然后,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们工人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和萧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6时前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引者注)

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让每个人,点着名的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了同意干的态度……

当夜,他们制定了两个武装叛乱方案,其一曰“悍一”,其二曰“方二”。

夜深人静;在蒙蒙细雨中,一辆辆轿车驶出康平路。其中的几辆朝东径直驶向外滩。

矗立在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厦400室,灯光耀如白昼,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

廖祖康和上海市组织组负责人、王洪文心腹王日初在这里召集紧急会议。“五虎将”全部到齐——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这是一支“忠诚”于王洪文的力量,是“工总司”的老班底。他们要为援救“司令”而出力。他们研究了停水、停电的种种方案,主张“立即起事”。

毕竟马、徐、王不在,这伙“王家班”研究了许久,未能有一个头儿拍板。最后,只得决定:在工会系统(大体上也就是原“工总司”系统)向下“吹风”,使当年的那批“造反英雄”们起来第二次“造反”。他们拟定了20多条“起义”的标语,还组织人马以最快速度赶印进行“起义”的传单。如果马、徐、王不在10月13日回沪,他们就决定在10月13日晚大干!

10月13日凌晨1时,上海市总工会各级负责人匆匆赶到总工会大厦。这些负责人,大都是当年“工总司”的各级头头。他们紧急动员起来了。

根据廖祖康的意思(63),叶昌明在这凌晨紧急大会上,“吹”起“风”来了。

以下是从当时的记录中查到的叶昌明的原话:

“现在我们和去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

“据外地传来的消息,还有外国电台的广播,都说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

“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我们正面临着大考验。……”

虽然朱永嘉力主10月13日早上6点开始“大干”,但是由于马、徐、王已定于上午11时飞抵上海,不少人主张还是等几个小时,等马、徐、王回来再定。这样,10月13日上午,上海没有响起枪声,仍保持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