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清也是与江青有过密切关系的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徐明清担任中央某部人事司副司长，跟江青没有什么来往。毛泽东的地位不同了，江青的地位不同了。他们住在中南海，门卫森严，再不像在延安时那样可以串门似的步入毛泽东的窑洞。
黄敬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天津市第一任市长。他遇见徐明清，还是亲热地喊她“阿徐”。
在“文革”中，江青一跃而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在政治舞台上“露峥嵘”。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干部，在全国掀起了抓“叛徒”恶风。于是那些过去曾被捕、坐过牢的老干部，一下子都成了“抓叛徒专案组”审查对象。徐明清在1935年4月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成了“审查对象”。1972年，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开除出党。
徐明清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1973年6月2日、6月19日、11月16日，三度写信给江青，希望得到申辩，推倒不实之词。徐明清在信中写道：“30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上是了解的。”徐明清本来以为，江青会如实为她作证。不料，江青不予理会。那些日子，徐明清过着挨斗、受批的生活。
王观澜在“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受到几十次的批斗。1972年4月13日，他参加陈正人追悼会，遇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握着他的手，上上下下打量，说道：“身体不错，没有浮肿。能工作！能工作！”紧接着，周恩来便安排王观澜为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观澜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担任农业部顾问组组长。
然而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际，徐明清却蒙受了一场历史的误会。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
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立即开始了。
一查江青的档案，马上查到徐明清在延安时所写关于江青历史情况的材料。那份材料清楚地表明，在30年代，徐明清与江青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诚如所有的江青传记都要提到徐明清。
于是，就在江青被捕的第四天——10月10日，中央专案人员便来敲徐明清家的门了。
在作了审讯式的谈话之后，便要徐明清写材料。徐明清所谈、所写，大致上跟在延安时所写的材料差不多。专案人员看了以后，认为徐明清写的是“客观主义”，“不深刻”。何况，她当时头上还戴着“叛徒”的帽子，专案人员认为她在“包庇”江青。
于是，她失去了自由。她被关押在一个至今不知地点的房子里，四五个女看守一直看管着她，要她交待，要她写材料，弄得她的神经有点错乱了。
1976年底，徐明清被押往秦城监狱。在那里，徐明清受到更加严厉的审问。当时，就连王观澜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的户口也被撤消了！
在逼供信的情况下，徐明清于1977年1月8日写了一份交待。徐明清说，这份交待是由审问者口授，由她执笔写成的。
她万万没有想到，她被逼而写的这份交待，在两个月后——1977年3月6日，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之中，印发全国。文件中所加按语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10月，她（指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这份“红头”文件，富有权威性。种种江青传记差不多都是依据这一文件中的材料，写了徐明清和江青的“攻守同盟”关系。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真实情况的老同志开始自觉反映，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着手调查。第一次透露徐明清冤案可能平反的信息，是从胡耀邦的一次报告中发出的。那时，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着手清理冤假错案。他在一次报告中尖锐批评了乱抓人的问题，一口气点了二十多个遭到乱抓人的名字，内中提及了徐明清。这表明中共中央组织部已经注意到徐明清冤案。
不过，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江青的历史问题，事关重大，需要一定的时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鲜明地提出“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给徐明清带来了平反的希望。
中共中央组织部着手认真调查徐明清的历史情况。
1979年4月，秦城监狱的看守忽然通知徐明清，说是要她进城看病。她觉得奇怪，说自己没有生什么病。看守说反正有车进城，你随车去检查检查身体也好嘛。既然如此，徐明清答应了，准备进城检查身体。可是看守又通知她，把东西收拾一下，全部带走！
徐明清心中纳闷，不知究竟，只得照办。
进城之后，她被安排住在一家监狱系统的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原本憔悴如鬼的她，经过一个多月休养，算是有点人样了。
一天，她正躺在床上，监狱长忽然进来，通知她：“赶紧起来，回家去！”
“回家？”徐明清一下子懵了！
“快，快，王观澜同志派车来接你啦！”监狱长说，“他和孩子们在外边等你呢！”
真是喜从天降，徐明清连忙翻身下床。不过她细细一想，又站住了，问道：“你们说我是‘现行反革命’，说我是‘叛徒’。一定要把问题讲清楚，我才能离开这里！我在监狱里写的材料，是你们逼我写的，我不承认！”
于是，请来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和徐明清所在单位的代表，向她明确宣布：“你先回家休息，组织上正在调查了解，不久就会对你的问题作出正式结论，请你放心。”
就这样，徐明清和王观澜以及孩子们一起，回到了家中。
不过，她的案子“通天”。被逼所写的材料，上了“红头”文件的。正因为这样，她的冤案的平反，不仅仅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仔细调查，而且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
这一切，都在一步一步地进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得到了认真、坚决的贯彻。她的“通天”案子终于有了明确的结论。
1982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一号上，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指出：
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自由的同时，即申明推翻了。……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
这样从“文革”中抓“叛徒”开始，直到后来因江青问题蒙尘，风风雨雨14年，徐明清终于度过了漫长的艰难的日子。
她与笔者长谈。最后，她谈及了自己对江青的看法：“人是会变的。江青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了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等等问题……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徐明清于1990年1月12日给笔者来信，感慨万千地写道：“十四年，对一个人来说，太长了！”“路线偏差造成对革命同志的精神、肉体的摧残、折磨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内耗！”